東京早稻田大學數字政府研究所與國際CIO學會（IAC）聯合發布《第14屆（2018）國際數字政府排名評價報告》顯示，中國名列第32位，相較于2017年第44名上升12個名次。報告在分析中國數字政府發展態勢中多處提到，中央網信辦的成立以及工作推動對中國數字政府的發展起到了積極而有效的作用。

此外，多項權威報告明確指出，中國的數字政府建設日趨成熟。復旦大學聯合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大數據應用技術國家工程實驗室、國家信息中心數字中國研究院發布的《2018中國地方政府數據開放平臺報告》顯示，2018年中國省市數據開放平臺上線46個，相比2017年19個增加27個；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任志武表示，截至2018年10月底，中國已聯通了中央71個部門和31個地方以及新疆建設兵團的全國政務服務一張網，建成了全國一體化的數據共享交換平臺，開通了超過一千項面向全國的數據共享服務接口，數據共享交換量已超過340億條次。

作為電子政務發展高級階段的“數字政府”，是數字中國和國家信息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改革建設的關鍵在于其目標狀態及推進路徑，目標狀態體現了數字政府的發展方向和愿景，而推進路徑是實現目標狀態的方法和舉措，兩者是突破名詞概念化、標簽化、口號化藩籬，解決“怎么做”的關鍵問題所在。

落到如何推動“數字政府”加速實現上，九次方大數據創造性的提出“數據資產運營”路徑，每到一個城市，九次方大數據因地制宜為其制定大數據產業發展的頂層設計方案，協助政府將合法開發的數據資源進行融合應用。九次方大數據就像城市“自來水公司”一樣，通過“打井”初步激活城市數據價值，“鋪管道”促進城市數據互聯互通，“建水庫”實現城市數據融合，引“自來水”為其他領域提供經脫敏清洗的數據，最終生產“可樂”–加工成商業上可用和公眾可感知的數據產品投入使用，產生更大的經濟價值。

當前，地方政府已充分認識到社會治理主體轉變的特征，建設“數字政府”就必須引進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企業對于大數據運行的影響，并將其作為推動大數據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如響應“信用中國”建設號召，九次方聯合四川、河北、西藏、云南、福州、新疆、濟寧、瀘州等地方政府激活了社會信用數據，推動城市科技金融發展；聯合河北省滄州市、河南省開封市、江蘇省蘇州市吳中區等地建設城市數據管道，夯實數字經濟發展基礎；聯合湖北省安監局、云南省安監局匯聚激活安監大數據，并聯合保險公司設計研發安責險；聯合福建省環保廳匯聚激活生態環境大數據，實現生態環境預警、預測、決策、智能分析一張圖；聯合云南省麗江市、山東省聊城市、河北省秦皇島市旅游局、山西省朔州市匯聚激活旅游數據資源，提高城市全域旅游收入……在深扎城市創新應用的同時，九次方大數據也在積極推進員工持股方案，將資本與人才進一步地留在本地，深化城市的可持續建設。

不難看出，數據資產運營的模式在解決社會治理的瓶頸問題過程中，呈現出一些全新的特色。精準對接近百城市，按照其情況不同、特點不同、重心不同，九次方大數據通過數據資產運營手段，打破信息壁壘，喚醒政府數據，推動地方政府由“信息化政府”向更高層次的“數字政府”轉變，形成“用數據對話、用數據決策、用數據服務、用數據創新”的現代化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