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位于北京市某住宅區周邊的社區支行不久前已停業。銀行的標牌已拆除，門上張貼了停業和招租的通知。

　　范佳慧 攝

　　大門緊閉、標牌拆除，門口玻璃上張貼著停業、招租通知，又一家社區支行關停。

　　而記者從停業公告中看到，這僅是這家銀行此批次關停的13家社區支行中的一家。

　　最初為打通銀行服務“最后一公里”而存在的社區支行，如今頻現關停。據《國際金融報》記者統計，今年以來，截至7月11日，北京銀保監局已經批復同意北京地區9家股份制銀行的42家社區支行終止營業。

　　那么，“家門口的銀行”為何漸漸消失？未來，這類銀行又將何去何從？

　　頻現關停

　　今年以來，截至7月11日，北京銀保監局已經批復同意北京地區9家股份制銀行的42家社區支行終止營業。而同期，北京銀保監局僅批復了1家城商行的社區支行開業。

　　社區支行在我國已走過6年的歷程。與最初的火熱狀態相比，目前社區支行迎來生存壓力。

　　《國際金融報》記者梳理銀保監會官網關于社區支行的開業批復、終止營業批復時發現，今年以來，截至7月11日，北京銀保監局已經批復同意北京地區9家股份制銀行的42家社區支行終止營業。而同期，北京銀保監局僅批復了1家城商行的社區支行開業。

　　其中，在2019年5月16日這一天，北京銀保監局批復了光大銀行下屬的13家社區支行終止營業。

　　“依據總行《關于北京分行撤銷紫金長安等十三家社區支行的批復》（光銀復【2019】248號）的批復要求，并報經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北京監管局審核批準，北京東領鑒筑社區支行終止營業，其業務并入管理行北京光華路支行管理，該機構所持有的金融許可證同時作廢……”7月11日，《國際金融報》記者來到光大銀行原北京東領鑒筑社區支行所在地，該社區支行大門緊閉，銀行的標牌早已拆除，門口玻璃上張貼著宣告終止營業的通知。

　　社區支行到底是一種怎樣的存在？

　　記者了解到，社區支行是銀行物理網點的一種特殊形式，它設置在社區之內，定位于服務周邊居民，在營業時間、網點布局、業務范圍等方面與傳統網點有很大不同。

　　發展社區支行曾是銀行應對競爭壓力的轉型方向之一。2013年，在互聯網金融崛起的沖擊下，我國商業銀行尤其是股份制銀行掀起了設立社區支行的浪潮，以爭奪存款及客戶資源。

　　為規范這一做法，同年，原銀監會辦公廳印發《關于中小商業銀行設立社區支行、小微支行有關事項的通知》，將社區支行、小微支行定位于服務社區居民和小微企業的簡易型銀行網點，屬于支行的一種特殊類型。

　　《國際金融報》記者走訪過程中發現，社區支行通常坐落于住宅區附近的商鋪之間，面積較小，一般配置兩至三臺自助機具，加上兩至三名員工。大多數的業務由客戶自助辦理，必要時員工也會給予協助，客戶基本都是來自周邊小區的居民，以中老年客戶居多，流量并不大。此外，有的社區支行實行每周固定幾日營業，并不是工作日都營業。

　　從居民角度來看，社區支行的確發揮了便民作用。已停業的這家社區支行附近的居民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由于離得很近，平時基本的存取款或者咨詢理財產品的需求都能滿足，工作人員服務挺好，一般也不需要排隊。

　　另一家正在營業的城商行社區支行工作人員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除了存取款、購買理財業務外，該行還提供生活繳費的業務，包括燃氣費、水電費等。

　　某城商行人士向《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在挖掘基層客戶、提高客戶黏性方面，社區支行發揮了一定作用。“我們的很多客戶還是來自中老年客群，尤其在購買理財、吸收存款方面，他們是主力”。

　　融360大數據研究院主編殷燕敏以城商行為例，她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在網點布局上，城商行相較于國有大行和股份制銀行來說少很多。目前通過社區支行加大社區方面的布局，可以相對低成本地去彌補城商行營業網點較少、用戶使用不便的缺陷，提升自身客戶資源的競爭力。

　　成本之殤

　　在一線城市中，租金、水電、硬件投入比較大，經營成本高。但在社區這個有限的服務范圍內，業務量并不充分，導致收益不能充分覆蓋成本而實現盈利，難以為繼。

　　既然社區支行發揮了一定效用，如今為何還面臨關閉的窘境？

　　多位受訪人士均認為，成本過高是主要原因之一。

　　上海財經大學國際金融系主任奚君羊對《國際金融報》記者指出，社區支行也以物理網點形式存在。在一線城市中，租金、水電、硬件投入比較大，經營成本高。但在社區這個有限的服務范圍內，業務量并不充分，導致收益不能充分覆蓋成本而實現盈利，因此難以維持好的經營業績。

　　據業內人士此前測算，一個社區支行從店面租金（平均20萬至50萬元）到人員配備（一般2至4人，每人年薪按10萬元計算），從店面裝修到設備置備（二者總計5萬元左右）等，一年成本至少要100萬元。按照目前的利差計算，要覆蓋100萬元的成本，需要拉到2至3億元存款才不賠本。對很多社區支行來說，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與此同時，最初一些銀行缺乏全面的選址考察，盲目擴張，如今也不得不開始收縮。

　　據銀保監會數據，在銀行發起社區支行最熱鬧的2015年和2016年，正式拿到許可證的社區支行分別為1755家和1016家。頂峰時，全國持牌的社區支行有5700多家。

　　而從2017年下半年開始，陸續有社區支行退出運營，當年就退出了216家。2018年，又有813家關停。據相關統計，截至目前，已有逾1300家社區支行終止運營。

　　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黃大智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社區支行初衷在于打通金融服務的“最后一公里”。在隨后幾年，“一社一小支行”的數量開始爆發式增長，在這種快速復制推廣開業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冒進”的問題，即對開業支行所處的環境、地點缺乏全面的考察和論證，部分社區支行的業務本身就較少，再加上近年來互聯網金融的沖擊，以及銀行業務線上化的轉變，最后難以為繼，所以出現大規模開業后的社區支行關閉潮。

　　奚君羊也指出，另外一個影響社區支行業績的重要因素是，目前所謂的社區支行，不是一個獨立的經營機構，而是銀行的派出機構，這就使得其經營活動缺乏充分的自主權，產品開發、服務模式等都是統一標準化的，并不能滿足某些社區特殊的金融服務需求。

　　按照規定，社區支行實行有限牌照經營，一般不辦理人工現金業務和對公業務。從業務范圍看，社區支行主要包括理財銷售、個人貸款、繳費結算等。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業務同質化明顯。

　　中國銀行業協會發布的《2018年中國銀行業服務報告》顯示，據不完全統計，2018年銀行業金融機構離柜交易達2781.77億筆，同比增長6.97%；離柜交易金額達1936.52萬億元；離柜率達88.67%，同比提高4.36個百分點。

　　在手機銀行、移動支付占據人們日常生活，購買理財、開辦信用卡均能線上辦理的今天，社區支行網點的撤并，也是銀行對資源調整優化的結果。殷燕敏認為，增減社區支行網點都是銀行依據自身已有的網點布局以及戰略方向去決策的。

　　未來走向

　　“小”意味著社區支行成本降低，具有發展的可持續性；“可得”意味著社區支行并非是千篇一律的同樣模式，而是要根據社區屬性的不同，針對性地提供銀行金融服務。

　　論完善程度，社區支行比不上銀行傳統物理網點；論便捷程度，社區支行幾乎能被手機銀行完全替代。有人認為，社區支行目前基本上已經淪為“雞肋”，跟不上時代了。

　　知名財經評論人莫開偉撰文指出，客觀地看，雖然社區支行被淘汰應是大勢所趨，但它確實在服務城市“兩小”、推進普惠金融服務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目前如果從盲目設立極端走向盲目撤銷極端的話，也會帶來不少負面影響。

　　莫開偉認為，負面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如果一律撤銷，確實給社區民眾帶來很多不便；二是盲目撤銷社區支行，從金融投入與產出角度看，也是一種金融資源的浪費。

　　“在社區支行去留這個問題上，各大股份制商業銀行還是應該通盤考慮，在整體局面上重新做好規劃，在確保業務可持續、經營不虧損的情況下，能夠保留的盡量保留，不能保留的可以進行撤并，實在不能發揮任何作用的就予以撤銷。”莫開偉稱，總之，應該靈活施策，全身而退，不搞“一刀切”，既能發揮社區支行的整體作用，又不再出現過去那種盲目鋪攤設點局面，使社區支行整體達到精簡、高效、實用、方便之目的。

　　黃大智也指出，物理網點是實現普惠金融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不會消失。“關停潮”多出現在經濟較發達的地區，這部分人群由于外部環境和客觀條件，已經能夠基本實現金融服務的線上獲取，但是在老齡化的社區和經濟欠發達地區，社區支行模式的銀行服務，仍然是為居民提供金融服務的重要方式。

　　那么，社區支行應如何改變其發展模式？

　　多位受訪人士均認為，社區支行發展的重點應該在于提供有差別化的金融服務，而不單純在于網點數量的增減。

　　對于社區支行的定位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殷燕敏稱，國內其實還是處于探索階段，并沒有成熟的盈利模式，各家銀行的業務定位也因此有所差異。

　　“可以肯定的是，在移動支付迅速發展的市場大環境下，銀行的離柜率勢必是會越來越高的。因此，社區支行要明確如何定位服務用戶，或需要分區域、分層次地滿足不同用戶的需求。”殷燕敏表示，社區支行未來的個性化、精細服務或許才是競爭力所在。

　　黃大智強調，社區支行的發展應該定位于服務“金融服務供給不足”的地方，當然這里的金融服務供給包含線上線下兩個維度，同時也要考慮社區支行周邊居民用戶的特征，以及銀行金融服務的可得性。既要“小”又要“可得”：“小”意味著社區支行成本降低，具有發展的可持續性；“可得”意味著社區支行并非是千篇一律的同樣模式，而是要根據社區屬性的不同，針對性地提供銀行金融服務。

　　在莫開偉看來，從當前現實看，可在兩方面努力而為：一是相關部門應加強引導，出臺實質性鼓勵措施。因為設立社區支行的初衷是服務好社區小微企業及居民生活，它既是一項金融普惠的民生工程，同樣也是一項惠及經濟發展的社會工程，因而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需要相關部門的積極配合和大力支持才能產生實效；二是加大社會銀行科技化投入，提高人工智能化服務程度，以提高社區支行應對金融競爭網絡化的需要。

　　對此，奚君羊指出，社區支行發展的好壞，主要不是表現為物理網點是否密集，而是銀行員工能夠深入到社區，將業務做廣做透。“社區支行不會完全消失，但它也應該以真正意義上的社區支行形式而存在。”奚君羊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