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因著相聲小品，我就對方言充滿了興趣。爽利流暢的北京話“‘喲，這大半夜的，誰呀，咣當一聲，怪嚇人的’‘二哥，是我，還沒歇著吶，我就是上趟便所”；幽默俏皮的天津話“二子他媽媽，拿大木盆來，可趕上這波了”；豪爽風趣的東北話“哎呀媽呀，這臉上也撲白面兒了，嘴上也擱紅線兒了，一看個兒挺高啊，原來腳底下墊墊兒了”。

工作了，因著工作關系，走遍大江南北，就著各地的風情百態(tài)，領略了各種方言的況味，甚至學會了好幾種方言的發(fā)音方式，但是生活中主要還是以普通話為自己的“母語”。

第一天到灤平，大巴車下了高速，首先印入眼簾的是一塊巨大的石頭，上刻“普通話之鄉(xiāng)”，當時頗感驚訝。后來了解到基本情況：1909年清政府將北京官話命名為國語；民國時也多次制定標準，1918年北洋政府公布了第一套國家認可的國音注音字母；1923年國語統(tǒng)一籌備會第五次會議決定基于現(xiàn)代中國北方官話的白語文語法和北京話語音來制定語音，1932年經(jīng)國民政府教育部頒布《國音常用字匯》后，確定國語音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3年以北京市、承德市灤平縣為普通話標準音的主要采集地，制定標準后于1955年向全國推廣。200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確立了普通話和規(guī)范漢字作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法律地位。

那灤平為何成為了普通話標準音采集地，這得從我們熟悉的北京話語音說起。十幾年前，一到北京，那京腔京韻的北京話便撲面而來，吞音、省字兒、兒化音是我們認為北京話最明顯的標志。有人舉了個生動的例子，比如西紅柿炒雞蛋，北京人說快了就成了“胸是炒雞蛋”，而中央電視臺說快了就是“裝店臺”。這就是我們一直認為的北京話。其實，北京話的發(fā)音分兩種，一種叫首都雅音，也就是首都官話、北京官話，另一種才是首都胡同音也叫北京胡同音。咱們常說的北京話其實就是北京胡同音，也就是一些人說的北京外城話。

由于人口遷移和政治文化的變更，位于北京的北京官話漸漸失去了存粹的舞臺，變得多種融合、色彩斑斕。而當采集普通話標準音的工作人員徘徊在北京大街小巷的時候，或多或少地產(chǎn)生了迷惑。

灤平，位于長城之外，明朝時期，為抵抗長城外的武力侵擾，將人口遷往關內(nèi)，在長城以外形成了一片很大范圍的軍事隔離區(qū)。實際上，包括灤平在內(nèi)的很大一片區(qū)域成為了某種程度上的“無人區(qū)”。灤平近200年的“無人斷層”洗掉了這里原先的方言，為后來灤平的語言打下了零的基礎。清朝時期，旗民在灤平開田建莊，而皇帝多次經(jīng)過灤平，也為灤平帶來了大量的皇親貴戚以及為皇家服務的人員。而這些人所使用的語言大部分為北京官話。

1953年當時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派出的為制定中國通用語言規(guī)范進行取音考察的語言專家，在灤平的金溝屯鎮(zhèn)、巴克什營鎮(zhèn)、火斗山鄉(xiāng)三地進行了語音采集。作為全國規(guī)范，普通話需要音節(jié)口型順暢，聲調(diào)簡明，易于分辨，適于廣播、演講和日常交流。從后來普通話的規(guī)范來看，灤平日常的語言非常符合這些標準。灤平話音準分明，字正腔圓，語調(diào)比當時的北京話要“硬”一些，顯得直接、清晰、明確，尤其是沒有北京胡同音那種兒化、省字、尾音等發(fā)音習慣，易于學習推廣。1955年10月，“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xiàn)代漢語規(guī)范問題學術會議”召開，將漢民族共同語的正式名稱定為“普通話” 。普通話之鄉(xiāng)的名稱由此而來。

在灤平開展扶貧工作，語言方面沒有障礙，走到任何一個村，碰到任何一個人，都可以用普通話順暢的交流。有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去找工作，也有語言方面的優(yōu)勢。所以灤平的產(chǎn)業(yè)扶貧和就業(yè)扶貧在用工語言方面有著“先天”的條件，比如接線服務外包業(yè)務。現(xiàn)在的灤平正處在脫貧攻堅與鄉(xiāng)村振興無縫對接的重要時刻，希望普通話之鄉(xiāng)的優(yōu)勢能得到更多的挖掘。

（作者簡介：楊一楓，人民日報主任編輯，海外版總編室副主任，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現(xiàn)在河北省灤平縣掛職任縣委常委、副縣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