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景基金和軟銀的現任和前任員工描述了一種討好孫正義、自相殘殺的辦公室政治、騷擾創業公司、合規問題以及異常高的風險承受能力的企業文化。

　　來源｜騰訊科技 （ID：qqtech ）

　　頭圖攝影｜高婧

　　不久前，美國寫字樓二房東公司WeWork上市失敗，估值從日本軟銀集團今年初開出的470億美元暴跌到70億美元，這成為科技行業發展史上有關投資泡沫的標志性事件，軟銀集團和孫正義一直以來的投資神話徹底畫上了句號，外界對于孫正義的投資風格提出了批評，認為不僅導致行業泡沫，而且讓年輕的創業者在大把投資面前失去了冷靜，甚至胡亂燒錢擴張。

　　日前，一家外媒采訪了軟銀集團的諸多高管和員工，報道了孫正義在軟銀集團內部決策隨意、混亂的內幕。

　　據國外媒體報道，每隔六周左右，作為美國硅谷最大投資資金來源的日本軟銀集團旗下愿景基金會召開一次多人視頻會議，邀請三大洲的75人參加，以了解愿景基金投資的初創企業情況。

　　日本億萬富翁、該基金母公司軟銀集團公司的創始人孫正義通常從東京參加這個會議。據三位視頻會議常客說，孫正義在電話會議中表現得很有魅力，而且熱情洋溢。有時候，他可能會被激怒，痛斥新創公司匯報者，并要求一套不斷變化的詳細業務指標。沒人知道某個時間，他會在魅力-憤怒情緒橫軸的什么地方著陸。

　　三位視頻會議參加者回憶說，在2018年的一次電話會議上，一位名叫Kentaro Matsui的愿景基金管理合伙人展示了中國運輸領域初創公司“滿幫集團”穩步但緩慢發展的圖表。孫正義勃然大怒，批評這位合伙人過于保守，并要求他加快收入和估值增長的預測。

　　“你太像銀行家了！”他厲聲斥責Kentaro Matsui（此人實際上是一名前銀行家）。

　　其他參加視頻會議的人害怕了。孫正義似乎在要求上述愿景基金高管找到一種方法來加速初創公司的發展——這是一個潛在的危險舉動。“如果你不改變，我會想辦法改變你的角色！”孫正義說。

　　孫正義就是這樣：不管他選擇哪種方法，關鍵總是要做大初創公司，要么就別做。

　　這種態度是他掌管的千億美元愿景基金三年前登陸硅谷以來的一個顯著特征。愿景基金確定了投資的初創企業，推動其創始人積極擴張，并從不斷膨脹的估值中獲利。

　　這種方法似乎奏效了——至少直到今年早些時候，該基金最突出的投資——美國寫字樓二房東公司WeWork——在運營上出現了災難。

　　另一個讓愿景基金與眾不同的特點是，它的大部分資金來自沙特阿拉伯。盡管國際社會對沙特有一些爭議，但孫正義還是從沙特籌集了450億美元。孫正義忽略了有關沙特的爭議，只是在2018年11月收益報告開始時承認了這一點。

　　在他的其他公開露面中，他堅持他一貫的做法，那就是做出宏偉的預測。

　　他是奇點的大力支持者，奇點是人工智能超越人類智能的時間點。“人類創造的每一個產業都將被重新定義，”他在2017年的一次演講中宣稱。硅谷很少有人認真對待未來學家孫正義。(軟銀集團300年計劃的幻燈片演示包括一個機器人將一顆卡通心臟傳給一個人，上面寫著“信息革命——人人幸福。”)然而，似乎每個人都樂于接受軟銀的資金。

　　2017年，愿景基金對19家公司的投資超過212億美元，其中包括向WeWork的母公司We公司承諾的44億美元。局外人對孫正義的龐大資本持懷疑態度。

　　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創業項目的聯合創始人斯蒂文·卡普蘭說：“我們唯一一次看到這種資金流入科技行業是在1999年和2000年，結果很糟糕。”

　　孫正義和他的全男性管理層團隊遵循的策略，與其說是關于任何特定技術，不如說是關于對最時髦的初創公司下大賭注：WeWork(總投資107億美元)、Uber(投資77億美元)、按需披薩定制公司Zume(投資3.75億美元)和遛狗應用軟件Wag(投資3億美元)。

　　他們也投資了一些核心人工智能公司。投資組合公司迅速擴張，通常是隨意擴張，導致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失望和WeWork的災難。

　　軟銀集團樂觀的投資者確信，WeWork令人發指的運營虧損和聯合創始人亞當·紐曼的古怪行為并不重要——直到潛在的公開市場投資者提醒他們，事實上WeWork他們確實如此。

　　愿景基金的問題不會因為一些糟糕的項目豪賭而停止。該基金和軟銀的現任和前任員工描述了一種討好孫正義、自相殘殺的辦公室政治、騷擾創業公司、合規問題以及異常高的風險承受能力的企業文化——所有這些都被包裹在一個普遍古怪的外殼中。

　　孫正義在日本由一個韓國中產階層家庭撫養長大，他在1990年代投資科技公司發了財。他短暫地超越比爾·蓋茨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在互聯網泡沫崩潰中幾乎失去了一切，然后又把一切都贏了回來。

　　2000年，他向中國電子商務公司阿里巴巴集團投資了2000萬美元；他的股份現在價值超過1300億美元。一系列成功的投資記錄促使他在2016年宣布要創建總額1000億美元的愿景基金。

　　孫正義喜歡說，愿景基金反映了他的信念，即初創企業集群可以按照描述候鳥合作行為的日語術語“鳥群”來形成自己的業務模式，即相互合作、進一步擴大在行業內的優勢。

　　幾家投資組合公司，包括Mapbox（數字地圖）和Fungible（數據服務）等能夠和另一家公司ARM(芯片制造)公司建立合作關系，如果沒有軟銀集團的推動，這種合作關系將需要更長時間才能形成。

　　軟銀集團投資的餐飲外賣公司DoorDash正在部署通用汽車Cruise公司的自動駕駛技術，對自動駕駛汽車進行食品配送測試。Fanatics（運動服裝）正與韓國的Coupang（電子商務）合作，向該國擴張。Katerra（模塊化建筑）最近達成了一項協議，為印度的Paytm（移動支付公司）建立一個總部。

　　但愿景基金背后的真正戰略似乎涉及孫正義的另外一個原則：更加雄厚的資金意味著巨大的戰略優勢。這個想法是用數億美元來裝點企業家，并敦促他們以過高的速度開支，這將嚇跑競爭對手，并讓愿景基金創造出龐然大物。去年，他告訴美國一家媒體稱，沒有人“想和一個瘋子打架”。

　　許多軟銀集團支持的科技公司創始人都有和孫正義之間發生的故事。

　　這些通常從傳喚到軟銀東京綠色玻璃總部的26樓或孫正義在美國加州伍德賽德孫正義的家開始，加州的住所是一個巨大的院落，門廳內有一個大型大理石馬戰車雕像。

　　企業家可能會坐在孫正義對面的桌子上，回答幾個問題，聽孫正義說他們的想法比他們想象的更有前途，在談話結束時，一些創始人甚至會被稱之為“下一個馬云”（馬云是阿里巴巴前掌門人）。

　　一位亞洲科技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表示：“（和孫正義會面后）你感到有能力，你感到歡欣鼓舞。你已經被拒絕過一百次了，然后他說他相信你。每個企業家都夢想有這樣的支持。”

　　一位硅谷的首席執行官回憶起與孫正義通過視頻聊天進行的一次早期推介會議。這位首席執行官不知道，東京的視頻比音頻慢了一分鐘，所以他在講述軟銀高層尚未看到的幻燈片。

　　“他們（軟銀集團高管）都非常有禮貌，頻繁點頭稱是，”一位知情人士說，“直到那以后，我才發現這一切都沒有任何意義。” 愿景基金最終投資于另外一家初創企業。

　　干擾企業

　　愿景基金投資的公司有時似乎受到這家基金過多的困擾。

　　美國加州雷德伍德市一家相機初創公司——光實驗室公司的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戴夫·格蘭南(Dave Grannan)于2018年初在東京與孫正義會面，然后又在伍德賽德(Woodside)再次會面，在此之前，他并沒有考慮將成像技術開發成一種新的自動駕駛汽車導航方式。

　　“這個想法直接來自孫正義，”他去年在接受采訪時說。這個概念幫助光實驗室公司在2018年7月獲得了1.21億美元的投資，軟銀集團成為領投機構。

　　按照其許多投資的慣例，軟銀的資本將分批到位，隨后的資金取決于能否實現銷售和增長目標。正如孫正義所建議的，光實驗室公司轉向了自動駕駛汽車市場。

　　今年七月份，光實驗室公司為了縮減虧損，取消了最初的智能手機攝像頭開發業務，大約有一半的員工被解雇。

　　愿景基金向披薩公司Zume投資3.75億美元后，該公司首席執行官亞歷克斯·加登將他的使命擴展到重新思考美國食品生產全行業。早期，Zume披薩公司的使命是利用機器人自動制作披薩，這有點像硅谷的風格。

　　對于領導人擴大企業戰略，員工們感到不安。“我們是下一個Therano公司嗎（臭名昭著的血液檢測欺詐企業）嗎？”在今年夏天的一次全體會議上，有一個匿名員工提交了這個問題。隨后，Zume禁止在會上匿名提問。(一位公司發言人表示，該公司一直“努力提高透明度”，員工提交匿名問題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今天，Zume沒有徹底改變美國的食品生產，甚至還沒有盈利。

　　愿景基金的近500名員工在世界各地的傳統辦公大樓里工作，但其大部分高管在英國倫敦的一棟聯排別墅里工作，該別墅曾是一個已不復存在的婦女組織——帝國女子俱樂部的所在地。據公司的幾位知情人士透露，孫正義已經兩年沒去過在英國總部了。

　　為了領導愿景基金尋找科技獨角獸的行動，孫正義請來拉杰夫·米斯拉，一位資深華爾街人士，他曾管理德意志銀行的次級貸團隊。

　　在辦公室，米斯拉喜歡穿深色設計師運動外套，有方形口袋，赤腳或穿著毛茸茸的古馳拖鞋，他經常在商務會議上口齒不清。他讓自己的投資團隊充滿了來自德意志銀行和高盛集團的前銀行家人士。

　　軟銀集團在押注初創企業的同時，還對上市公司進行了復雜的投資，包括在2018年初獲得約37億美元的美國特許通信公司(Charter Communications Inc)股份，一年后股價上漲逾三分之一后軟銀將股份將其出售。軟銀對對美國芯片設計公司英偉達公司的巨額復雜押注帶來了28億美元的收益。

　　爭議高管

　　在所有這些巧妙的交易過程中，該基金的工作場所文化充滿了老式的華爾街男性主導的風格。

　　2017年初，愿景基金在贊比亞出生的首席財務官納夫尼特·戈維爾告訴一名摩門教雇員“回猶他州娶多個妻子”，這名員工隨后離開了公司。戈維爾通過發言人否認發表過這樣的言論。

　　大約在那個時候，戈維爾還在一群人面前痛斥了一名年輕的會計師，讓她痛哭流涕，她后來辭職了。

　　在硅谷，人們對軟銀集團的獨特性和不穩定的投資記錄竊竊私語，大多是關于其管理合伙人杰夫·豪斯伯德，他收集汽車，包括一輛藍色法拉利，并聲稱擁有一個20000瓶酒的酒窖，盡管他自己并不喝酒。

　　熟人形容他聰明傲慢，幾乎完全缺乏自知之明。他們說，他認為自己是紐約市直率風格的縮影，這在低調進取的加州不一定是好事。

　　他也出現了一些可疑的投資有關的行為。在2017年關于是否投資健身單車初創公司Peloton互動公司的討論中，據與會的兩個人說，豪斯伯德認為，該公司的健身設備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對著健身視頻YY的男性。

　　軟銀表示，豪斯伯德從未發表過這樣的評論，愿景基金最終也沒有投資Peloton。

　　豪斯伯德也因今年4月通過出售癌癥檢測公司Guardant Health的個人股份引發內部合規審查而臭名昭著，軟銀是該公司的最大股東。

　　盡管這名高管沒有任何不當行為，合規流程也進行了重新配置，因此受限公司的交易現已升級，以供審查，但一些愿景基金高管感到震驚的是，豪斯伯德沒有面臨任何影響。

　　豪斯伯德的投資包括幾家有前途的公司，包括存儲公司Clutter和哥倫比亞快遞公司Rappi，但至少有兩家高調投資的公司遇到了困難。

　　軟銀投資的替主人遛狗的公司Wag陷入困境，本月早些時候，它解雇了首席執行官希拉里·施耐德，并回購了軟銀的股份。

　　豪斯伯德還推動在線零售商布蘭德斯公司(Brandless Inc .)的聯合創始人蒂娜·夏基(Tina Sharkey)建立倉庫和分銷網絡，然后迫使她辭職，并在銷售表現失望時暫扣了第二批投資資金。董事會后來決定，在公司轉向新的商業模式后，它不再需要資金。

　　在10月份的投資組合會議上，豪斯伯德為自己的投資業績辯護，稱自己一直試圖支持女性首席執行官。

　　軟銀投資顧問公司的總法律顧問布萊恩·惠勒(Brian Wheeler)表示，“參與的員工斷然否認這些所謂的事件曾經發生過”，軟銀“絕不容忍任何形式的騷擾或歧視——它在我們的組織中根本沒有一席之地。”

　　米斯拉稱豪斯伯德為“一個有價值的隊友，也是我表現最好的投資人之一”。不過，米斯拉承認公司進行了一些錯誤的賭注，遭受了成長的痛苦。但他指出，在兩年半的時間里，愿景基金已經投資了763億美元，并雇傭了數百名投資專業人士和支持人員。

　　“我們為我們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自豪，”他說。“我們犯錯了嗎？是的。我們將繼續通過錯誤學習。”

　　WeWork教訓

　　事實上，如果軟銀集團從錯誤中吸取教訓，它很快就會通過WeWork的上市災難“獲得一個博士學位”。WeWork的投資失敗不能歸咎于軟銀內部混亂或文化問題。這都是孫正義一手造成的。

　　孫正義被紐曼迷住了，就像他曾經被阿里巴巴的馬云和雅虎的楊致遠迷住一樣。他忽視了他的顧問們，他們認為WeWork競爭對手的辦公室共享公司提供了更好的投資條件。

　　孫正義遵循了他的一貫模式，給WeWork注入大量資金，要求瘋狂高速增長，并推高估值。孫正義的第一筆投資是在2017年，當時WeWork估值為200億美元。

　　然后，在今年早些時候的一輪融資中，他將WeWork的價值推高至470億美元。

　　到了秋季，華爾街全面拒絕了WeWork的首次公開募股計劃，軟銀集團和愿景基金擁有該公司29%的股份。軟銀被迫通過現金、股權和債務再融資購買其大部分股份，并任命其自己的一名高管——前美國電信公司Sprint首席執行官馬塞洛·克萊爾(Marcelo Claure)擔任執行主席。

　　“孫正義選錯了公司，”一位接近孫正義的人說。“他沒有聽那些反對者的話，他知道自己犯了一個錯誤。”

　　孫正義對這場投資災難異常謙虛。“我自己的判斷有問題。這是我必須思考的事情，”他最近在東京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說。

　　一位出席在加州帕薩迪納舉行的愿景基金(Vision Fund)聚會的投資者表示，孫正義小心翼翼地強調“公司治理”和“現金流路線圖”等短語，PPT圖表模糊地展示了WeWork的盈利之路。“孫正義以前不是這樣的，”這位投資者說。

　　對于在東京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上市公司軟銀集團的投資者和分析師來說，最關鍵的問題是，WeWork的投資錯誤和其他失利，加上其運營結構，是否讓軟銀集團變得脆弱。

　　例如，Uber科技公司自5月首次公開募股以來，市值下跌了三分之一，這讓觀察人士擔心軟銀在中國滴滴出行、東南亞Grab和印度Ola出租車等網約車競爭對手中持有的大量股份。

　　愿景基金的資金中約有400億美元由優先股組成，這些優先股每年向外部投資者支付承諾資本的7%的擔保利息，如果該基金的押注沒有成功，軟銀將面臨風險。軟銀自己280億美元的承諾完全是股權，這讓它既有更多的潛在優勢，也有更多的潛在劣勢。

　　“如果一切順利，該基金將獲得更多利潤，但如果事情發展得不順利，那就太可怕了。”一名前高管表示，他在對該公司的地位越來越懷疑之后離開了該基金。

　　另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是印度住宿行業公司OYO，它是一家印度初創企業，由當年19歲的利提什·安戈瓦(Ritesh Agarwal)于6年前創立，旨在給該國混亂的住宿業帶來秩序。

　　OYO為小型區域性酒店經營者提供標準化家具、床上用品，并保證客房預訂，該公司獲得四分之一的收入分成。

　　愿景基金在2017年投資了2.5億美元，2018年又投資了10億美元，將OYO的估值推高至50億美元。一如既往，孫正義推動安戈瓦擴張業務，進軍中國和美國，這兩個國家的酒店業歷史悠久且不那么分散。OYO甚至直接購買了幾處房產，包括拉斯維加斯的貓頭鷹賭場酒店，在一個潛在顧客完全不熟悉的市場掛出了他們的紅色招牌。

　　會計操作

　　軟銀對OYO的投資也顯示出令投資者擔憂的會計操作行為。

　　當愿景基金持有一家初創企業的股份，然后以更高的估值再次投資時，它通常會在最初的持股中獲利。這是合法的，即使沒有實際的現金流入它的金庫。

　　例如，愿景基金2019年第二季度的大部分利潤都是賬面利潤，這是OYO、DoorDash和通信軟件開發商Slack估值飆升的結果。

　　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金融學教授（四本關于企業價值圖書的作者）阿斯瓦特·達莫達蘭說：“軟銀集團可能通過了會計準則測試，但沒有通過常識測試。”

　　今年10月，安戈瓦和愿景基金向OYO追加投資15億美元，使該公司的估值在一年內翻了一番，達到100億美元。據知情人士透露，現年26歲的安戈瓦通過向包括日本瑞穗銀行在內的金融機構借錢來為自己的投資融資，而孫正義則親自為貸款提供擔保。貸款和擔保都沒有向軟銀股東披露。另外兩家軟銀公司——格拉克和滴滴——也投資了OYO。

　　換句話說，軟銀公司和創始人投資于其他軟銀公司，有時債務由軟銀支持。

　　軟銀首席財務官戈維爾指出，軟銀沒有從WeWork中獲得與其470億美元估值相稱的利潤，同樣，軟銀也沒有從OYO身上獲得與其高達100億美元估值相稱的利潤。洛杉磯一家私募股權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埃里克·希弗嘲笑這些金融操作手段為“獨角獸色情”。

　　軟銀高管表示，他們有嚴格的估值流程，估值是與紅杉資本、豐田汽車等其他成熟、獨立的投資者共同確定的，并由德勤等審計機構進行審查。

　　戈維爾說，“我們的估值已經被120多位老練的投資者驗證過，他們和我們一起、在我們之后都進行了投資。更廣泛地說，我們的投資幫助創造了數千個就業機會，刺激了全球增長。”

　　米斯拉似乎已經準備好讓愿景基金繼續運作。在軟銀位于加州圣卡洛斯的辦公室，他談到了愿景基金已經返還給投資者的99億美元利潤，以及其賬面上數十億美元的公開股票。

　　他指出，在兩年內，愿景基金已有八次被投資公司首次公開募股和兩次并購，基金累計投資收益為114億美元。沙特、蘋果、富士康、軟銀等財大氣粗的投資者也不需要很快償還資金。“對于一個只有2年歷史的基金來說，這都是好消息，”米斯拉說。

　　他預測，隨著人工智能帶來的行業顛覆機會，未來一年將會有更好的投資機會。這就是為什么他的團隊正在組建愿景基金二號。他們希望沙特人和阿布扎比的穆巴達拉投資公司再次加入進來，提供資金。

　　孫正義的下屬沒有一個會說愿景基金二號有多大規模，但是他們暗示它可能有一號基金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