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財經12月24日訊 國是論壇2019年會今日在京舉辦，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高培勇在演講中表示，經濟下行壓力要頂住，最重要的是要把周期性問題和結構性、體制性的問題相區別，不能把周期性的問題當做結構性的問題和體制性問題，也不能把結構性的問題和體制性的問題當做周期性的問題，或混同于周期性的問題，這就需要告別慣性思維。當前面臨的一個非常嚴峻的挑戰是，不管是什么樣的問題，一談到經濟下行，我們首先想到的就是逆周期調節，而除了逆周期調節之外，很少去想到還有其它方面的工具、其它方面的手段，或者說在新時代我們所創新的一些新的工具、新的手段。

　　以下為演講實錄：

　　尊敬的各位嘉賓，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上午好！

　　從今天的會議主題，特別是這一環節的主題，我想到這樣一件事兒，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之所以講中國經濟穩中向好的基本態勢沒有變，憑借的是什么？賴以支撐的又是什么？我想這里有一套務實管用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有直接的關系。

　　所以，講現代化治理和現代國家治理，顯然離不開宏觀調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無疑也包括中國特色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因而，理解新時代新使命，我們很有必要對中國特色宏觀調控制度體系加以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十九屆四中全會對于宏觀調控有這樣一段表述，要健全以國家發展規劃為戰略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就業、產業、投資、消費、區域等政策協同發力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這樣一段表述與我們過去所見到的關于宏觀調控體系的表述，有何不同？突出變化在哪里？

　　我想至少有三個方面的突出變化，我們可以一下子捕捉到，描繪了我們整套宏觀體系調控的圖譜，或者宏觀調控制度體系的圖譜，這個圖譜有三部分：

　　第一，戰略導向是什么？整個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是圍繞著國家發展規劃而發力的，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察點。

　　第二，主要手段是什么？

　　1、財政政策。

　　2、貨幣政策。

　　這有別于以往關于宏觀調控體系的描述，大家可能還記得，我們曾經說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等等。

　　3、其它手段。

　　這里包括了就業、產業、消費、投資、區域，雖然后面加了一個等字，但是這五個方面無疑是非常重要的，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把整個宏觀調控制度體系的圖譜做了一個全面的描述。

　　制度化的定位，以往的宏觀調控體系是什么？宏觀政策體系是什么？宏觀調控的手段又是什么？認識到十九屆四中全會基本的關鍵詞是制度建設，是把整個的宏觀調控的理論與實踐在制度化語境下做了一個全面的描述，這個是不一樣的。

　　而制度化是什么？無非就是穩定性、長期性。這是我們要長期、穩定的貫徹執行的這套宏觀調控的支柱體系。

　　立足點，要理解這套制度體系的全面描述和界定，是立足于新時代的，而新時代經濟領域最重要的體現就是高質量發展。這是立足于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樣一個特殊的時代背景，對宏觀調控做出全面的描述或者是全面的界定。

　　而對于新時代怎么把握，對于高質量發展階段怎么把握，四中全會做出了三位一體的概括：

　　1、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

　　2、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

　　3、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大家可以從四中全會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表述當中得到佐證，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那個基礎上又進一步地講，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線貫穿于宏觀調控全過程，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如此等等。

　　從這樣一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把這一套宏觀調控制度體系，或新時代中國宏觀調控制度體系的情況表述清楚。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意識到既然說這是關于中國宏觀調控的全新表述，會有突出變化的表述，這個新字、變字無疑是奔著解決新時代或者是新階段所面臨的新矛盾和新問題而去的。

　　之所以提出這些新的表述，做出這些新的概括，顯然是我們面臨著在以往解決不了，或者是解決不好的新矛盾和新問題，這也就是我們今天的新使命。

　　因而，對于這一套宏觀調控制度體系，一定要結合著新使命來加以認識，我想至少有三個維度是我們不能忘卻的。一是新發展理念。既然要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既然中央工作會議提出要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這個新發展理念新在何處？我們都知道新發展理念，無非講的就是10個字，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我們已經背得滾瓜爛熟，能夠做到爛熟于心。

　　但問題是，最根本的問題，究竟是什么？或者說以往的發展理念，所沒有解決或者是解決不了的矛盾和問題又是什么？回顧一下我們曾經走過的路，是在高速增長階段的實踐經歷，我們顯然知道，在過去的經濟工作和宏觀調控，是圍繞著規模和速度而展開的。

　　不管做什么樣的經濟工作，不管定什么樣的發展規劃，首先想到的一個指標是明年GDP的增速是多少，規模是多大，一切、一切圍繞著GDP的增速轉，以GDP論英雄，這是以往經濟工作的一條主線索。

　　而新發展理念無非告訴我們，在新時代、新階段要注重質量和效益，要以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作為經濟工作的一個指導方針。

　　那么，這實際上告訴我們，在新時代我們做經濟工作所面臨的、所需履行的一個新使命，就是要把質量和效益也納入到經濟工作的視野當中來，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關注的目標是雙重的，既要重GDP的規模和增速，也要重GDP的質量和GDP的效益。所以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剛才楊主任講到了，量的合理增長和質的穩步提升是并重的。

　　因此，判斷經濟形勢好不好，判斷經濟工作做的對不對，現在的標準至少是雙重的，所以這是其一吧。

　　其二，經濟運行。當談經濟運行的時候，我們過去的分析無非就是周期性的分析視野和總量性的分析視野，論及經濟運行狀況怎么樣，我們的眼中所呈現的一個局面就是一種周期性的波動的局面，我們總要問經濟運行現在是處在衰退階段呢？還是處在通脹階段呢？不管是衰退還是通脹，我們總以為它是短期的，過了這一段時間，一切一切又會回到原有的軌道上去。

　　但是現在面臨的問題是，至少從2012年以來，GDP的增速的態勢，既不是W型的，也很難說是L型的，而是趨勢性的下降，或者趨勢性的放緩。

　　那么這告訴我們一個什么問題呢？就是在新時代或者是在經濟發展的新階段，經濟運行當中所出現的問題，它既有周期性的問題，也有結構性的問題和體制性的問題，我們所見到的變化很可能是趨勢性的，而不是或主要不是周期性的。因而，我們在討論宏觀調控的聚焦點的時候，就不再能像過去那樣單純的注重于周期性的變化，而要在周期性變化的基礎上引入結構性變化的因素和體制性變化的因素，這也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當前經濟運行當中所遇到的矛盾和問題是周期性、結構性和體制性問題相同交織的深刻背景。

　　第三，宏觀政策。我們一討論到宏觀政策的時候，我想很多人一下子想到的就是需求管理，或者以需求管理的理論所支撐的需求管理政策或者叫做逆周期調節政策，但是在新時代，我們現在所提出的宏觀調控的主線索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按照以往中央經濟工作會的表述，它實際上是需求管理政策的顛覆性調整和方向性的改變，以往我們可能是站在需求側，聚焦需求總量，搞對沖性調節，追求的是一種短期平衡。而今天我們是要移步到供給側，關注供給的結構，聚焦于經濟的長期持續的發展，而動用的主要是改革性的行動。

　　所以，這樣一種變化也提示我們，我們現在對于宏觀調控所依托的工具或手段，是雙重的，既要有逆周期調節，也要有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意識到我們現在的發展目標，所聚焦的主要矛盾以及所依托的宏觀政策，系雙重而非單一。因此對當前的宏觀調控的制度體系，我想真的是有必要全面而非狹隘地去加以理解。

　　之所以這樣講，我想顯然是針對當前我們面臨的矛盾和問題而言的，我認為對于當前經濟形勢的判斷，對于當前宏觀政策的布局，以及對于當前的發展目標的理解，必須用雙重而非單一的這樣一個思維方式來加以理解。

　　比如講，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明年工作做出了一個明確的要求，就是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合理區間是怎么標識的？你可以說6%的增速是合理區間，離開了6或者跌到6以下就不合理了，但是當你注意到按照新發展理念的理解，這個合理區間既要有量的要求，也要有質的規劃。如果說量的合理增長和質的穩步提升同時并重的時候，對于合理區間的描述就不能僅用GDP增速一個維度，而必須同時考慮就業的狀況，民生的改善狀況以及區域發展的狀況，如此等等，它就可能是一種多維的線索。換句話來講，單純追求GDP增速，試圖把GDP增速穩定在某一個水平上，可能不是我們心中所向往的那個合理的區間，這是一條。

　　第二，對于經濟下行壓力的治理。當我們談到要頂住下行壓力的時候，顯然首先得搞明白經濟下行的壓力來自何處，所謂加大是哪一個方向上加大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講到按照新時代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這樣一個分析視野去判斷，至少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1、周期性的問題。你可以把外需的下降和內需的疲軟視為它的突出代表。

　　2、結構性的問題。

　　3、體制性的矛盾。

　　剛才楊主任講之所以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它的時代背景就是因為主要矛盾已經轉到了結構性和體制性上來了。

　　所以，我們講究對癥下藥，一把鑰匙開一把鎖，不可能指望有一種能夠包治百病的萬應良藥，來解決所有的矛盾和問題。因此，頂住經濟下行壓力，你所能操用的政策工具至少是雙重的，一手是實施逆周期調節，另外一手還要堅定不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第三，經濟下行壓力要頂住，最重要的是要把周期性問題和結構性、體制性的問題相區別，不能把周期性的問題當做結構性的問題和體制性問題，也不能把結構性的問題和體制性的問題當做周期性的問題，或混同于周期性的問題，這就需要告別慣性思維。當前面臨的一個非常嚴峻的挑戰是，不管是什么樣的問題，一談到經濟下行，我們首先想到的就是逆周期調節，而除了逆周期調節之外，很少去想到還有其它方面的工具、其它方面的手段，或者說在新時代我們所創新的一些新的工具、新的手段。

　　這是我們當前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因而在新時代履行新使命，依照新時代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面對當前復雜嚴峻的經濟形勢，2020年的經濟工作能不能實現預期的目標？我覺得最關鍵的一點是我們能不能將經濟下行的壓力轉化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動力，能不能把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