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4日早晨6點左右，位于北京東四環外朝陽路的民航總醫院發生一起傷醫事件。遇害者是51歲的醫院急診科副主任醫師楊文，行兇者是95歲病人孫魏氏的小兒子、55歲的孫文斌。經過十多個小時的搶救，楊文醫生于12月25日零時50分不幸去世。12月27日，殺害楊文醫生的孫文斌以涉嫌故意殺人罪被批準逮捕。該事件一經曝出，引起極大社會關注，而網上流出的一段事發現場監控視頻更是引起人們極大震驚。

毫無疑問，就法律層面而言，兇手犯下的是刑事犯罪，但與此同時，這起傷害事件中的受害者是醫生，行兇者是患者家屬，他們之間的關系是醫患關系；而行兇事件發生于醫院，從事件的原因與場合來說，這次悲劇事件在形式上仍然屬于醫患關系。

有數據顯示，從2001年到2018年，18年間記錄在案的殺醫案件共發生47起。回看這些案件，每一起都是刑事案件，但每一起悲劇，都是發生在醫院，受害者是醫生，行兇者是患者或者家屬，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醫患關系，而媒體是提供醫患關系信息的主要來源，應該在醫患溝通過程中扮演調節醫學、大眾健康知識與社會成員認知之間關系的角色。那么涉及“醫患關系”，媒體該如何進行負責任的報道？

首先在涉及醫患關系報道時要明確報道框架

什么是報道框架？所謂報道框架是指媒體在采寫或報道一條新聞時的觀察視角，就如同一幅鑲在鏡框里的照片一樣，這個相框決定受眾能看到什么或看不到什么，同樣它也會影響受眾對事實的理解。在具體的新聞報道當中，它既表現在敘述語調上也表現在內容的選擇上。因此，在這一意義上，新聞是一種對原有事件、言辭和行為的選擇性描述，是一種被建構出來的現實。形成報道框架的原因除了媒體報道新聞時所站的立場、角度或利益群體影響之外，還有媒體在特定時間內只能關注問題的一個方面的“注意力瓶頸因素。但更為重要的是，在技術已經催生泛媒介化存在的今天，市場化的媒體為了吸引用戶、制造轟動效應，越來越多、越來越習慣采用“沖突”框架，越來越多凸現沖突，而不是共識。結果是這種沖突框架也孕育了一個龐大的用戶群，人們越來越愿意通過一個“爭斗式的取景框”消費新聞。

然而，涉及醫患關系時，媒體在報道時運用“沖突框架”應該慎之又慎，因為作為醫患雙方的人際關系，原本是救治與被救治的關系，也曾是社會關系中最親密的關系之一，本來不應該存在任何矛盾或沖突。即使發生一些不可預知的糾紛，也應該多使用“解釋框架”，通過媒體對治療有效性的描述，通過對于醫務工作者專業態度的了解，通過對于患者病情的認知，各方可對疾病的意見和感受發生變化，同時加深醫患雙方的良性溝通，這樣才能有助于大眾認識復雜的醫療世界。同時，醫療糾紛報道的特性是事件發生時往往無法定性，需要等待相關鑒定結果出現才能下結論，這就要求媒體在前期報道時更要盡量使用“解釋”框架，從更高的“善意”立足點來分析問題。如果說各種各樣的自媒體出于圈層利益或出于盈利沖動更多運用“沖突”框架進行內容生產或傳播，那主流媒體在進行報道時就更應該多使用“解釋”框架，更好地增進醫患溝通和大眾認知，以便起到主流媒體作為“社會公器”的作用，從而更好地維護社會公共利益。

其次在涉及“醫患關系”事件時要做到報道平衡

在西方的媒體實踐中，平衡報道最初指在新聞報道中要給予對立的事物或意見同樣大小的版面或同樣長短的播出時間，強調的是在報道量或報道力度上的平衡。隨著新聞報道的發展和進一步實踐，新聞報道開始強調在內容和論調上要“中立、不偏不倚”，“平衡”意味著要“以一種不表態的方式探討問題，讓聽眾、觀眾和讀者能夠了解所有重要的論點，包括其受到多大支持”。加拿大CBC廣播公司進一步發展了平衡報道的理念，規定“CBC在報道涉及到公眾利益并有爭議的問題時，在表述一方意見的同時，必須對其他相關幾方的意見作平衡報道”，盡可能給每一方，尤其是受到指證的一方說話的機會。”總體來看，要做到報道平衡，需要在新聞報道中既有不利于某一方的內容，也應該有有利于該方的內容，這具體表現在一是報道中當事雙方都有話語權，有說話的空間。

無疑，在涉及醫患關系事件報道時更要注意報道的平衡性。2018年，中國醫師協會曾發布《中國醫師執業狀況白皮書》：在中國，有66%的醫師曾親身經歷過醫患沖突事件，經歷過語言暴力的占51%，超三成醫生有被患者暴力對待的經歷。同時，《中國醫院管理》上也有論文分析，2011-2016年我國法院審理判決的醫療暴力案件，發現惡性傷醫者大多受教育程度低，經濟狀況差，無 業、農民、下崗及務工人員占 7 成以上。也就是說，不管在社會地位上，還是信息接受與傳播上，傷醫者多為社會中的弱勢群體。雖然“弱勢”并不是暴力產生的理由，但從媒體報道的角度，給予這樣的弱勢群體以同等程度的報道力度，挖掘“弱勢群體”何以成為“強勢暴力”背后的信息傳播原因可能更為重要。因此，在涉及醫患沖突報道中，媒體就要給當事各方以大致同等的表達機會，不過度抬高某一方、不過度貶抑某一方，不對任何一方進行美化，也不對任何一方進行妖魔化，不在細節上加以夸張，同時還要盡量避免運用一些情緒色彩過于濃厚的標題和修飾詞。

最后在涉及“醫患關系”事件時要做到報道專業

這里的“報道專業”除了指媒體報道時要“理性、客觀和平衡”外，還指涉及“醫患關系”事件時，要力求科學性和專業性，這就要求媒體在報道醫患糾紛時應對醫療衛生行業有一定的了解，對作為健康傳播重要內容之一的“醫患關系”有清醒的認知。普利策第一屆新聞特稿獎作品“凱利太太的妖怪”就是這樣一篇關于健康傳播的代表性作品。這篇新聞報道發表于1978年12月12日的《巴爾的摩太陽晚報》，描寫的是從早晨6點30分凱利太太接受手術開始到下午一點43分手術結束、凱利太太死亡的一次失敗的手術。記者喬恩·富蘭克林提到主治醫生達克爾在作手術前早餐只吃華夫餅，不喝咖啡是因為咖啡“會讓她的手發抖”，這不僅顯示了達克爾醫生對于手術的謹慎和重視，更體現了記者本人對于腦外科醫生手不能發抖重要性的專業認知。 而文中首尾兩次提到凱利太太的一句話：“我怕死，但我更怕痛。”也加深了人們對于手術本身風險的了解和對患者本人的同情。

手術的結局與主觀的期待總是有很大落差，達克爾醫生盡了最大的努力卻不得不面對失敗的手術，記者沒有把醫生描述成一個情感豐富的完人或是過度冷靜的職業人，她疲憊、沮喪和不甘心“一邊吃著便當，一邊想著凱利太太的話：死，我倒是不怕。我嚇得要死……實在疼得受不了，再也不愿這樣活下去了。”但卻無能為力，神經醫學的研究與臨床進展只能到這種程度。這篇新聞特稿沒有使用什么華麗詞藻和優美語句，只是像在手術臺上安裝了一臺攝像機一樣，以記者自身對于醫學手術知識的科學性了解以新聞筆法客觀呈現了手術中的每一個環節和細節。顯然，只有掌握健康傳播知識的媒體人才能做好這樣的報道，也才能抓住問題關鍵，并對事件核心進行把握。

媒體報道要做到專業還體現在要有公心和共情能力。患者作為信息劣勢方往往會對醫生的一些舉措產生疑問或誤解，這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其實并不會真正影響醫患關系，反而會在一定的交流與溝通后轉為信任與遵從。但目前的現實是醫療資源緊張，醫生往往又在超負荷工作，患者和醫生交流時間較少，同時醫護人員每天接待無數病人，也容易引發煩躁情緒，這些因素累積在一起很容易把矛盾聚焦在一線醫護人員和患者及家屬之間。為避免類似的沖突，除了以法律嚴懲惡意刑事犯罪者并追加巨額經濟賠償外，還需要著手消除患者和家屬的焦慮和壓力以及醫護人員的煩躁情緒，普及這樣的健康傳播知識雖然任重道遠，但媒體勢在必行。

2016年的一項關于“醫患信任現狀及影響因素分析”的研究數據顯示，超過半數的被調查者認為相關媒體報道會影響患者對醫護人員的信任。可見，媒體在醫患關系中，承擔著對真相的闡釋和制度走向的監督，它也許不是影響醫患關系的主導因素，但絕不容忽視。因此，媒體就需要以“解釋”框架為立足點，全面真實報道涉及醫患關系方面的事實，實現反映客觀現實、監測環境、推動社會發展的監督職能。然而，媒體以及大量存在的自媒體在醫患關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絕不僅僅是監督者，還應該是秩序的維護者。也就是說，媒體需要以科學和專業的健康傳播知識面向大眾進行普及，讓公眾了解正確的醫學知識；同時，媒體在報道涉及醫患事件時應以公共利益為出發點，注意信息的全面性，以安慰患者心理，鼓舞醫學界信心，維護社會良好秩序。（北京城市學院公共管理學部教授、碩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