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與法律不搭界的文藝，推動中國法治進程的自覺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表現得更為強烈。

新近上映的電影《吹哨人》，就將于國人而言還較為陌生的“吹哨人”制度搬上大銀幕。

這部電影講述了澳大利亞華人馬珂意外發現非洲的一起地震災害可能與其公司開發的天然氣技術漏洞有關，為了避免悲劇再次發生，他和前女友周雯一起遠赴非洲調查事件的真相。在克服重重困難后，他獲取關鍵性證據，并毅然成為“吹哨人”——在政府和企業中發現弊端、揭露真相的人，從而挽救了幾百萬人的性命。

值得注意的是，這部電影在去年8月立項拍攝時，中國“吹哨人”制度還未成型。2019年9月，《國務院關于加強和規范事中事后監管的指導意見》，首次明確提出建立“吹哨人”、內部舉報人等制度，對舉報嚴重違法違規行為和重大風險隱患的有功人員予以重獎和嚴格保護。

在《吹哨人》藝術創作的前瞻性背后，中國電影人推動中國法治走向完善的初心及其現實意義顯而易見，法治類電影也因此受到更多關注。“它表達了一種追求和堅持、責任和擔當，這類以法律為主體與內容的電影，也是電影業本身的法制化建設。”在近日由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北京大學人文學部主辦，中英電影基金協辦的中國電影國際化與法制化建設研討會上，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副院長向勇如是說。

電影創作題材多樣

法治電影成為黑馬

2017年3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產業促進法》（以下簡稱電影促進法）正式實施，為我國電影產業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電影產業促進法將中國電影人的期盼變成了現實——電影產業發展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地方政府對電影創作、攝制提供必要的便利和幫助；在財政、稅收、土地、金融等方面對電影產業采取優惠措施……

與會的立法研究專家指出，一個行業專門有一個促進法，是非常少見的。電影促進法也是整個文化產業第一部專門促進法，足見電影產業的重要性。其有利于推動簡政放權，激發電影市場活力；有利于規范電影產業發展和市場秩序，切實保護電影著作權和觀眾權益。

電影促進法讓進入類型多元化、題材多樣化創作時期的國產電影，迎來了新的創作高峰期。但隨著大量電影作品問世，新的爭議與問題也不絕于耳，最多的聲音莫過于“市場良好、產量提升，但質量欠佳”。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凌斌在法學理論之外，同時教授藝術法學。“我選片的一個原則是好看，好看其實跟它的深刻是聯系在一起的。”在凌斌看來，好的電影是由思想家創作出來的，應該是多維的，“要提出我們的思考，與古往今來人類歷史上誕生的一切偉大思想對話”。比如，《吹哨人》讓人思考腐敗及其背后的科層制，以及如何對其進行內部監督與外部監督的問題。

值得關注的是，法治題材電影近年來表現活躍，成為電影創作中的“黑馬”。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北大文化資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張頤武說：“現在我們的社會結構嚴肅性越來越強，電影跟法律之間的關系，將是電影業重要的學習過程。”

這類電影中不乏在推動制度完善方面作出突出貢獻的。例如，2018年7月上映的《我不是藥神》就有著發人深省的涉法因素。有評論指出，其所展示的個案情境中相關人物的兩難與掙扎，凸顯現實的難題、法治的迷思。由此留下的啟示就是，既要堅守法治的基本立場，也要在具體法治中秉持關照人心、人性的溫情立場，在適用法律對權利、義務、責任等的一般性規定時，進行個案情境的必要甄別與權衡。

其對于制度的完善也顯而易見。《我不是藥神》公映后，李克強總理曾就其引發的輿論熱議作出批示，要求有關部門加快落實抗癌藥降價保供等相關措施。“癌癥等重病患者關于進口‘救命藥’買不起、拖不起、買不到等訴求，突出反映了推進解決藥品降價保供問題的緊迫性。”李克強總理在批示中指出，“國務院常務會確定的相關措施要抓緊落實，能加快的要盡可能加快。”

2019年8月27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表決通過了新修訂的藥品管理法。對《我不是藥神》中講述的相關問題進行了回應：進口國內未批的境外合法新藥不再按假藥論處；對未經批準進口少量境外已合法上市的藥品，情節較輕的，可以減輕處罰；沒有造成人身傷害后果或者延誤治療的，可以免于處罰。

電影身負社會責任

務必統一兩類效益

“電影雖然是大眾藝術，但也身負社會責任，需要實現社會價值。”中英電影基金主席李挺偉說。

在李挺偉看來，電影促進法已經明確規定堅持社會效益優先，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統一，“‘兩個效益’相統一，也要求電影有更強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引導我們探尋更多的法治類和國際化的話題，提出更有力的中國式答案”。

在實現社會效益上，法治類電影顯然是一個好的選擇。《吹哨人》的導演薛曉路在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任教，其曾因《北京遇上西雅圖》系列坐上了“華語影壇票房最高女導演”的寶座。在她看來，經濟效益不能是唯一追求，如何實現社會效益，真正對社會產生有進步意義的影響，也是必須考慮的。

在薛曉路早期導演的電視劇《不要和陌生人說話》中，就已涉足家暴與婦女權益維護等法治類話題。這次，她選擇了一個鮮為人知的“吹哨人”話題。

“我一直關注現實主義題材，《吹哨人》的創作緣起是十年前，我從新聞中看到一起發生在中國的澳洲企業商業賄賂案件，了解到很多跨國企業海外行賄的案例和線索。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突飛猛進，對各種資源需求非常強，在對外合作和接觸中，難免會面臨很多艱難、壓力甚至誘惑。這讓我有了創作這類題材的想法。”薛曉路說。

據薛曉路介紹，2013年以后，她專程去美國FBI總部了解美國《反海外賄賂法》，也采訪了很多公司和調查機構，并從中發現很多案例中，問題的暴露與解決是依靠“吹哨人”的信息披露，由此幫助企業實現自我修正。“抓住這個題材，應該說，確實是出于觸及中國現實的想法。”薛曉路說。

與會的市場監管部門代表對此表示認可：“在當前市場監管領域，尤其是涉及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食品、藥品等監管上，特別需要鼓勵設計‘吹哨人’制度。”

據悉，財政部牽頭制定的《舉報制售假冒偽劣產品違法犯罪活動有功人員獎勵辦法》，經過近10年社會發展變遷，亟需進行修訂和完善。目前市場監管總局已經牽頭起草了《市場監管領域重大違法行為舉報獎勵暫行辦法》并正向全社會征求意見，希望能夠在制度上進一步規范、引導和保障“吹哨人”，降低監管成本，提升監管效能，維護公眾利益。

“吹哨人”更是“放管服”改革下的一種必要制度。在“放管服”改革的促動下，我國市場主體數量迅猛增長。伴隨著互聯網技術應用的普及，新經濟、新業態、新模式也層出不窮。政府監管面臨巨大挑戰：原本，監管方與監管對象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政府一般性檢測難以發現專業違法行為，政府監管部門對行業內已經普遍存在的“潛規則”缺乏了解，而市場主體的激增讓本來就有限的執法資源更顯捉襟見肘。“吹哨人”制度通過直接發動內部人士，有效解決了信息不對稱問題，激勵更多監督者解決監管力量不足問題，更符合社會共治的新思路。

塑造國際共生話題

助力電影走出國門

事實上，不僅市場監管，包括證券金融、反腐敗等諸多領域都對“吹哨人”制度都有現實的需求。國務院2019年9月印發《關于加強和規范事中事后監管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建立“吹哨人”、內部舉報人等制度，對舉報嚴重違法違規行為和重大風險隱患的有功人員予以重獎和嚴格保護。

這是最早明確提出“吹哨人”這三個字的國家層面的文件。通常而言，“吹哨人”被認為能夠大幅降低政府監管成本，對存在重大問題的企業和組織起到威懾作用。

《法制日報》記者查詢發現，在此之前，與“吹哨人”有關的內部舉報制度在個別領域和一些地方有所建立，但普遍存在規則籠統，與獎勵金額不高或比例很低的問題。

例如，2014年證監會出臺的《證券期貨違法違規行為舉報工作暫行規定》，規定獎勵比例只有1%，而且最高不超過30萬元。2016年《上海市食品安全舉報獎勵辦法》規定食品生產經營單位內部舉報屬于重點獎勵范圍，舉報獎勵標準較一般獎勵上浮1%至2%。

電影《吹哨人》對“吹哨人”制度進行了一次普法宣傳，也引發了全社會對此制度的關注與了解，下一步是否能推動“吹哨人”制度進一步完善并落到實處，增強可操作性等，還有待時間觀察。

法治類話題更容易成為國際話題，對于推動中國電影走出去也具有重要意義。“話題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要塑造國際化共生話題體系，這關系到我們的文化能否走出去。”北京交通大學教授皇甫曉濤說。

李挺偉認為，中國電影經歷了民俗電影、獨立電影、武俠電影等幾個階段，當下中國電影面對如何進一步國際化、“走出去”，需要更加關注主體意識及多元融合，體現中國文化的軟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