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2018年敘述華人吞沒創傷的動畫短片《包寶寶》獲得奧斯卡獎，又一部講述華人故事的電影《別告訴她》從去年開始斬獲頗豐，從劇本到演員都得到了頒獎季的提名、獎項。最近一次獲獎是扮演女主角碧莉的奧卡菲娜獲得2020年第77屆美國電影電視金球獎喜劇、音樂類最佳女主角獎，該片今天在國內上映。

影片講述了自幼移民美國的碧莉一家匆匆趕回中國參加堂弟浩浩婚禮的故事。婚禮是全家人團圓看奶奶的借口，她被確診癌癥晚期，剩三個月生命。是否要告知奶奶實情成了電影的焦點，父輩這代主張不告知，碧莉和同在國外長大的堂弟卻認為奶奶有知情權，中美文化在此發生沖突。那么兩代人的差異僅僅應該用文化差異去解讀嗎？

舊社會恐慌感深入骨髓，容易應激

碧莉的大伯海濱作為家中長子，談到為什么不能告訴奶奶時說了一段話，大意是西方人把生命看作是個體的，東方人把生命看作是集體的，屬于家庭、社會，不把患病的實情告訴奶奶是要為她分擔思想壓力。

相信很多人看到這里都會被深深打動。那么為什么生命在西方可以作為個體存在、在東方生命必須作為集體存在呢？我們從海濱一番話里的邏輯可以推斷出來：東方人認為生命作為個體存在扛不住生活的壓力，我們必須得集體地存在，發揮集體的長處，以求得生存。

這是我們的現狀嗎？尤其是它反映了北上廣深獨自打拼的年輕男女們的現狀嗎？不是。它是過去幾千年沒有吃飽飯的中國人的吶喊，印在骨髓里的深深恐慌。

中國人真正領略到免于食物匱乏的自由是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再怎么睜眼說瞎話吹捧民國的人也不能回避那個年代普羅大眾經常餓肚子的事實，更不要說再往前的封建王朝了。

生存恐慌由于長期存在，按照榮格的理論它早已深入中國人的集體潛意識，所以在剛吃飽了飯幾十年后，中國人由于慣性、由于集體潛意識作用，沿用舊有的思維方式，認為集體抗壓才能生存。有趣的是，海濱這一代恰恰是走過了集體抗壓，在改革開放的政策下，獨自在海外生存的一代，但思想卻停留在了面對饑荒的應激狀態。

讓更多人理解什么是“無條件的愛”

浩浩婚禮前全家人有一頓團圓飯，親戚打聽碧莉在美國多長時間能賺一百萬，碧莉說很久，親戚說在我們這兒“分分鐘”的事。隨著國內經濟發展，赴美已經不再是什么新鮮事，親戚明明看到移民美國讓碧莉變成了不把錢當事的人，30歲沒有立業也不成家，還是想把自己的小孩送去接受教育，哪怕他去了不回來。

答案就在吃飯時講述的碧莉童年故事里。剛移民到美國很窮，父母負擔不起碧莉鋼琴學習費用。教堂牧師知道后給了碧莉鑰匙，邀請她來彈教堂里的鋼琴——無條件的愛。比起親戚把養孩子當股票投資，這是更加美好的生活，而這種美好的生活必然是建立在肚子吃飽了幾代人之后。饑餓當前，人的眼里只有食物，填飽了肚子之后才開始講究尊嚴、歸屬、愛、自我實現。越窮的地方父母越大概率把養孩子當防老的投資，越是經濟上自由的父母越有可能允許孩子自由成長為自己。

簡言之，我們吃飽飯的時間太短了。然而就在短短幾十年吃飽飯之后，中國人也開始談論如何給孩子無條件的愛了。在北上廣深雖然生存競爭激烈，但是明確把養孩子當成做生意會被鄙視的，歌里頌揚的也是“老人不圖兒女為家做多大貢獻”。可以想見穩定富足中再過幾代，人們會逐漸從饑餓應激狀態的思維中轉變。

不能正視親人離開會帶來無盡的創傷

碧莉痛訴當年爺爺得了癌癥后沒有人告訴她，之后再回來，爺爺就那么“消失了”。母親振振有詞：為了你的學業呀，學業要緊呀。人們的饑荒心理（生存焦慮）轉嫁到孩子學業上最為普遍，也最容易為社會所理解、接受。

我們從兩個方面看這個問題。一是純邏輯。耽誤了今天、今年的學習、考試，明天、明年可以繼續，爺爺只有一個，生病期間的陪伴和去世后的告別，只有一次。孰輕孰重？二是從心理學角度。從格式塔心理學角度講，完整地經歷了親人生病、病逝、喪失、恢復的過程，事情結束，我們繼續向前生活。未成年人在此過程完全不知情，不能陪伴和告別，這是“未完成”事件，會造成嚴重的心理創傷如遺棄創傷，伴隨成人后的工作和生活。碧莉在兩歲多時寄養在奶奶家，六歲移民，她承受了太多遺棄創傷。

30歲仍然在為房租犯愁，誰敢說碧莉一定不是在重復童年被遺棄的慘劇呢？碧莉乘車路過幼年和奶奶居住過的地方，一再地表示想再看看，她想看的是什么？自己的根以及消失的一切：爺爺，長春的家，北京的家。

我們傳統上對做人有非常高的要求，喜怒不形于色原本是指極高的情緒管控能力，由于很難辦到，大家強行把情緒、情感壓抑、隱藏起來冒充高明。

《別告訴她》里一家人都瞧不起碧莉隱藏情緒能力低下，實際上這家人里碧莉最健康。科學地講，情緒需要疏導、宣泄，碧莉哭訴她想留在國內陪奶奶的那場戲，她把爺爺去世被瞞、現在要瞞著奶奶病情的情緒、情感表達得準確自如。大伯海濱、堂弟浩浩強壓著情緒，結果都崩潰了。碧莉正常流露情緒像小河淌水，自然流動，情緒崩潰像洪水泛濫，拔樹毀屋。我們自詡隱藏感情的能力高明是個不利于身心健康的大炸彈。

沖擊后需內省

奶奶真的沒辦法頂住患癌的真相，需要大家分擔嗎？吃著酒席，奶奶的身份暴露了：曾經是一名前線女戰士，經受過槍林彈雨的考驗。影片最后，導演告訴大家：確診癌癥后六年，奶奶仍然健在。如此強健的生命力，觀眾心中自有答案。

心理學上有個投射現象，你認為別人需要什么，往往反映出你需要什么。大伯海濱直吼奶奶需要幫著分擔思想重負，背后是他25年沒有回過國陪母親的深深愧疚——為了緩解內疚，他強行要替母親扛起患癌的思想負擔。

碧莉在中西兩種文化夾雜中自我分裂了，在國內她漸漸被說服，幫著隱瞞奶奶病情，回到美國又感到憋悶壓抑，大聲喊叫。移民二代往往都會感受到在文化夾縫中生存的撕裂感，要從中逃逸出來，他們需要有意識地去追問一些問題。比如在電影中的兩難困境里，要問：我們這個時代仍然需要集體抗壓來求得生存嗎？具體到奶奶這個人，她有能力面對患癌真相嗎？不告訴奶奶患癌到底是她的需要還是我們的需要？

電影里“愛”字沒有說出口，全家人回來看奶奶是愛，為病情擔憂是愛，辦婚禮哄她開心是愛，她能與癌癥共存和全家人的愛有很大關系。正是具備了愛，我們才說，如今，我們在吃飽吃好之后，我們應該期待愛的自然流露，這不是中美的文化差異，而是一個國家的慢慢強大。

□翠紅（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