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獨居的幾年，吃，幾乎是陳曦所有情緒的出口，她在一家互聯網公司做新媒體運營

　　在北京獨居的幾年，吃，幾乎是陳曦所有情緒的出口，她在一家互聯網公司做新媒體運營。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后，她開始長達兩年多的居家辦公。上下班邊界被模糊，經常加班到深夜11點多。她很少跟家人和朋友傾訴工作的壓力，因為沒有什么是一頓炸雞解決不了的。

　　遇到開心的事，她也會點更多外賣來獎勵自己，“比如一頓晚飯，我會點三四樣，奶茶湊兩杯可以滿減，那就買兩杯，再來一份炸雞或其他炒菜。”陳曦說。她在家里煮火鍋，吃完還能再煎一份肉。甜食是最愛，她曾經一次吃掉一個完整的6寸生日蛋糕。

　　長胖在悄無聲息中發生。陳曦身高1米75，30歲，原本一直維持140多斤的微胖身材。居家辦公兩年多后，她看到體重秤上206斤的數字999保健品網。“我一直以為自己最多180多斤。”

　　近年來，全民肥胖的趨勢越發凸顯。今年8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第一醫學中心內分泌科主任母義明團隊發表文章《中國肥胖患病率及相關并發癥：1580萬成年人的橫斷面真實世界研究》（以下簡稱《中國肥胖患病率及相關并發癥》）。上千萬的調研數據中，48.9％的人超重或肥胖，引發大眾對肥胖的擔憂。

　　目前，中國肥胖問題日趨凸顯。根據中國超重與肥胖標準，約一半成年人和1/5的兒童超重或肥胖。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院長、知名醫學雜志《柳葉刀》肥胖委員會中國代表委員潘安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說，過去30年間，中國的超重肥胖率在各個年齡段都在快速增長，平均增長2.5倍左右，目前還沒有任何一個群體出現明顯的拐點999保健品網。

　　為應對超重和肥胖人群翻倍增長，2017年，北京協和醫院臨床營養科開設肥胖專科門診，每周二下午，專門接診肥胖人群。陳偉是北京協和醫院臨床營養科主任醫師、中國營養學會臨床營養分會主任委員，也是協和肥胖專科門診最受歡迎的一位醫生。

　　二十多年前，陳偉剛工作時，到營養科看病的多是營養不良的患者，臨床若出現一位青少年兒童因肥胖患了2型糖尿病，“恨不得全院都在討論”。但近十幾年來，肥胖患者明顯增加。2017年至今，北京協和醫院肥胖專科門診平均每年接診3萬人次。

　　2016年中國肥胖人數首次超過其他國家，肥胖作為中國公共健康挑戰，開始受到關注。2020年，國家衛健委發布的《中國居民營養與慢性病狀況報告（2020年）》顯示，中國超重肥胖率達50.7％，按照絕對人口數來計算，中國已有6億人超重或肥胖，人數在全球排名第一。

　　《中國肥胖患病率及相關并發癥》進一步佐證了這一趨勢。該調研的樣本來自于全國1557萬人在2019年的體檢數據，是中國針對超重和肥胖患病率最大規模的一次研究。該研究通訊作者、中華醫學會內分泌學分會前任主任委員母義明向《中國新聞周刊》強調，體檢數據不像抽樣調查，不能科學地代表全國肥胖人群的規模和特點，但好在這一數據樣本足夠大，仍具有一定說服力，“能從側面反映中國超重和肥胖狀況”。

　　該調研還繪制出了一幅“中國肥胖地圖”，中國肥胖人群分布有著明顯的地域差異。整體上，北方人比南方人更胖，其中，河北、山東、內蒙古的超重肥胖率排名前三，排名最低的是海南、廣東和江西。

　　2021年6月，《柳葉刀·糖尿病與內分泌學》專門發表“中國肥胖專輯”，從流行病學研究、臨床管理和治療、對中國公共衛生的影響和政策應對三個角度，系統分析中國肥胖的現狀。潘安等人在文章《中國肥胖流行病學和決定因素》中指出，過去二十多年，華北、東北和環渤海地區的所有年齡段人群都存在超重和肥胖集群現象。北京是國內肥胖患病率最高的地區。廣東、海南等部分沿海地區，廣西、貴州、青海等欠發達西部地區，肥胖患病率普遍較低。這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相關，也受到生活方式、體質、經濟發展、社會福利、文化背景等多因素影響。

　　“但這不意味著北方人的健康風險一定比南方人高。”母義明強調。目前，人們通常用體質指數（BMI）來劃定超重和肥胖，即體重（千克）/身高（米）的平方，按照中國的標準，的BMI分別達到24和28時，就是超重和肥胖。BMI相對容易測量，但并非最完美的指標。母義明指出，BMI無法測定脂肪的分布，容易遺漏對健康危害更大的腹型肥胖群體。

　　此外，一些體重看似較輕的人，實則是“隱形肥胖”。陳偉提到，特別是一些女性，外觀不胖，但患者體內脂肪含量很高。他曾接診過一名患者，BMI只有18，但內臟和腹部脂肪含量已達到38％，超出正常指標的一倍多，“我們臨床肥胖的標準，是以體內脂肪過多來診斷的，而不是只看體重和BMI”。近期，《自然》雜志在線發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大量的脂肪會損害器官，增加心臟代謝疾病的風險。專家們還擔心，激增的新型需求將加劇人們把BMI作為單獨診斷工具的依賴。

　　肥胖有明顯的性別差異。母義明團隊調研發現，肥胖的男性比女性更多，男性超重肥胖率達59％，女性超重肥胖率約為37％。此外，母義明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他們通過數據發現，男性肥胖年輕化的趨勢更明顯。當男性邁入30歲后，超重肥胖率迅速攀升，在35歲迎來肥胖高峰。相比之下，女性在50歲后，超重和肥胖比例才有明顯提高，在70歲左右達到峰值。

　　2021年7月，中國疾控中心領銜的研究團隊在《柳葉刀》雜志發布文章，研究了2004年～2018年中國城鄉超重和肥胖數據與變化趨勢。該研究也呈現了相似趨勢。2004年前，中國男性平均BMI、超重肥胖率均低于女性，但之后這一差距逐漸縮小，到了2010年，男性的超重肥胖率開始超過女性。2018年，中國18歲～69歲的肥胖人群中，男性約4800萬人，女性約3700萬人。此外，男性中，最胖的年齡段集中在30歲～49歲之間，而女性平均BMI和肥胖患病率整體隨著年齡增長而增加。

　　過去三四十年，肥胖在中國是種“富貴病”。潘安等人在研究中關注到，整體而言，收入水平越高的人群，肥胖率越高。這與美國、歐洲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在一些發達國家，肥胖在較貧困地區更為普遍。但潘安向《中國新聞周刊》指出，近年來，中國城鄉肥胖率的差距正在縮小。在經濟條件更好的一些城市和地區，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肥胖問題。但在農村等經濟條件較差的地區，人們缺乏健康意識，肥胖率的增速在迅速上升。該團隊預估，在不久的將來，收入與肥胖的正相關可能會轉變為負相關。這一趨勢在近期母義明團隊的研究中也得到證實。

　　“我們稱之為健康不平等，經濟條件好的群體，有知識、意識和資本去干預肥胖，但弱勢群體沒有這個條件。”潘安說，這給國家的公共衛生帶來很大挑戰，政府應投入更多政策和資金，關注弱勢群體，更早預防肥胖發展趨勢。

　　2018年11月，重慶花博會期間，大劇院街頭處設置一個鮮花長廊，共有7個不同等級的“身材挑戰門”，其中“完美身材”等級僅有20厘米寬度。圖/視覺中國

　　陳曦下決心開始減肥，是在2022年3月，當時她的月經連續3個多月沒來，去醫院檢查，醫生診斷為多囊卵巢綜合征（以下簡稱多囊）。多囊是一種女性內分泌疾病，主要癥狀包括月經周期不規律、不孕、體毛增多等。多囊和肥胖的因果關系目前尚不清楚，但國內外諸多研究顯示，約一半患多囊的女性超重或肥胖，肥胖反過來也會加劇多囊的癥狀女性勵志的書。

　　“我當時都蒙了，我一直覺得自己很健康，這時才發現都是假象。”陳曦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醫生提醒陳曦，如果不及時治療，未來可能會影響生育，這觸及了陳曦的底線。吃藥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不減肥，這個病肯定治不了”，她說。

　　母義明在門診注意到，許多肥胖患者來找他時，都由家人或者朋友陪著，他們往往比當事人更擔心體重帶來的健康問題。母義明問肥胖者，什么地方不舒服？大多數人都一口咬定身體沒問題，做了檢查后，身體指標都異常。

　　母義明指出，脂肪堆積在腰部和腹內的腹型肥胖，即“啤酒肚”，要比皮下脂肪分布在全身的肥胖更有害。大多數男性和絕經后的女性，更容易出現腹型肥胖，這往往可以通過計算腰臀比來鑒別。高血壓、血脂異常、高尿酸血癥、非酒精性脂肪肝等代謝疾病，都跟腹型肥胖有關系，“肥胖是這些疾病最重要的基礎”。超重或肥胖的人，幾乎都會出現睡眠呼吸暫停，也有更大風險出現哮喘等肺部相關的疾病。

　　查出多囊后，陳曦才意識到，身體早已發出許多警告。當體重超過200斤后，她晚上側躺睡覺，會感覺有千斤重的東西壓在胸口和心臟女性勵志的書，喘不上氣，醒來腰背酸痛。她在醫院抽血檢查，出現了胰島素抵抗，這是糖尿病的前期表現。她還想起來，早在4年前，她就查出有脂肪肝，醫生叮囑少吃油炸食品，但她并沒有放在心上，“后來長胖后，脂肪肝肯定還有，而且應該加重了”。

　　2018年，母義明曾在一檔肥胖人群選秀和真人秀《重量級改變》中擔任醫學專家，幫助選手更科學減重。母義明記得，十多位肥胖選手中，超過60％的人血脂、血壓、血糖、脂肪肝、關節等至少兩個指標出現問題——肥胖的人，腿部關節負重大，疊加不正確的運動，容易損傷膝蓋關節。

　　他注意到，大約三分之二的選手，尿酸值超過每升600微摩爾，甚至有一名選手的指標超過了1000，“我在臨床做了40年，沒有見過這么高的指標”。當男性尿酸指標超過每升420微摩爾，就必須進行醫療干預，否則高尿酸血癥將損傷腎臟，導致腎功能不全。但母義明遺憾地發現，這種風險并沒有得到足夠重視。“我看到一位選手的體檢結果，肌酐指標很高，都到了晚期腎功能不全的程度，但這位選手竟然不知道。”母義明說。

　　更嚴重的肥胖，有可能致命。上述《柳葉刀·糖尿病與內分泌學》發布的“中國肥胖專輯”中提到，超重和肥胖是2019年中國第六大致死或致殘的因素，1990年～2019年間，中國與超重或肥胖相關的死亡人數占總死亡人數百分比幾近翻倍。

　　“你可以理解為，死亡率高的幾種病，都跟肥胖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母義明進一步解釋說，大血管病變、腦卒中、粥動脈硬化，肥胖人群更容易得這些并發癥。許多癌癥也被證明與肥胖相關，脂肪組織也是身體重要的內分泌器官，“肥胖會導致脂肪組織分泌不好的脂肪細胞因子，阻礙身體代謝，或者刺激一些生長因子，增加癌癥風險”。據國際癌癥研究機構的一份報告，有足夠的證據表明，肥胖與13種癌癥存在因果關系，包括乳腺癌、結直腸癌、子宮內膜癌、食管癌、膽囊癌、腎癌、肝癌等。

　　“肥胖發展到一定程度，一些人會死于心衰或心梗等心臟問題，因為心臟難以承受過大負擔。所以你能看到，一些減重訓練營會出現學員猝死。”母義明曾在真人秀節目中懷疑兩個選手有心衰的可能，但多數人根本意識不到危害性。

　　此外，不少肥胖者還伴有長期的心理壓力和焦慮。母義明記得，上述真人秀節目有一個環節，心理學專家會跟選手談心。談及成長經歷，幾乎所有選手都哭了出來，他們曾被人起外號，或遭遇校園霸凌。母義明團隊2022年做過一次關于肥胖認知的問卷調查，受訪的7000名肥胖人群中，許多人不承認自己的健康有問題，“他們可能擔心這是在歧視他們”。

　　肥胖表面看上去只是體重增加，但實際上，意味著疾病負擔的加重。在中國肥胖趨勢進一步加劇的背景下，中國的醫療衛生體系將承受更沉重的壓力。在《柳葉刀·糖尿病與內分泌學》的“中國肥胖專輯”中，西安交通大學全球健康研究院院長王友發等人發表文章預測，2030年，中國因超重和肥胖產生的醫療費用將達4180億元人民幣，約占全國醫療費用總額的22％，而且“該預測可能是保守的”，研究者使用的是歷史估計值和成本估計值的較低端，也沒有考慮醫療服務費用的增長。

　　專家預測，2030年中國超重肥胖率可能高達65.3％，人數或超過7.8億人。圖/視覺中國

　　陳偉介紹說，肥胖的嚴重程度越高，減重需要的花費也越高。“舉個不一定恰當的例子，如果你只是輕度肥胖，BMI剛過28，到醫院減重，我會建議通過飲食調整，你好好執行，三個月減10斤可能就正常了，只需要花一次掛號費；等到你BMI超過32，只通過飲食無法減重，需要吃藥，一個月藥費可能就得一兩千元；如果你BMI＞37，可能需要切胃，手術的費用將超過幾萬元。”陳偉提到，經濟學者一直在做相關的數據測算，但最后，數據只是數據，難以真正引導大家行為的改變。

　　潘安向《中國新聞周刊》提到，早從2011年起，《柳葉刀》便開始關注全球肥胖危機，多次發表相關專題，闡述肥胖的原因和機制、預防對策等。與此同時，包括中國在內的諸多國家和世界衛生組織也推出了一系列肥胖防控政策。

　　王友發等人曾梳理，2016年，中國實施“健康中國”戰略，為建立肥胖防控政策體系提供機遇；2020年10月，中國發布《兒童和青少年肥胖預防和控制戰略計劃》，明確國家兒童肥胖防控目標。此外，國內還推出“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動（2017-2025）”“三減三健（減鹽、減糖、減油、健康體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行動”等。

　　但2016年前后999保健品網，學界注意到，大部分國家的肥胖干預并沒有按照預期發展。世界衛生組織相關統計顯示，全球肥胖流行率在1975年～2016年間增長近3倍。王友發等人預測，2030年女性勵志的書，中國超重肥胖率可能高達65.3％，人數或超過7.8億人，青少年兒童的肥胖率將超過47.4％。

　　潘安介紹，2016年初，《柳葉刀》專門組織成立肥胖委員會，邀請全球20多位專家，共同探討問題的根源，他也參與其中。“當時我們討論后認為，因為肥胖不會直接導致死亡，或者造成許多看得見的經濟損失，它的危害性并沒有得到廣泛認知，許多國家只將其作為糖尿病、心血管等疾病的危險因素。”潘安說，正因認知不足，政府對肥胖預防的投入遠遠不夠，不像預防癌癥、艾滋病那樣，全球都投入了非常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

　　1997年，世界衛生組織首次將肥胖定義為疾病。2013年，美國醫學協會承認肥胖是一種復雜的慢性疾病，需要一系列的治療和預防方案。此外，這份名單還包括加拿大、日本、葡萄牙和德國等。但這并非全球共識。肥胖在更多國家沒有被納入疾病范疇，包括中國。

　　“這帶來一個問題，人們到醫院就是來看病的，很多肥胖的人就認為，沒病為什么要去看醫生？”陳偉坦言。肥胖更多被視為“美容”問題，大家找不到科學減重的辦法，最后因肥胖得了病，才趕往醫院。

　　大學時期，陳曦也曾為了變美減肥，在美容院買過精油套餐，對方保證一個療程瘦10斤，但她嘗試幾次后沒有什么效果。她還在網上買過，一粒20元，吃了幾次，體重沒減，突然出現心悸。疫情期間，她也不是沒想過減肥，跟著劉畊宏的短視頻跳操，但一頓外賣就把消耗的熱量補了回來。查出多囊后，醫生也只是建議她減肥，無法推薦科學的減肥方式。

　　此外，由雞胸肉、谷物等做成的代餐粉、代餐棒等，因主打低熱量、高蛋白、高纖維、易飽腹，也被不少減肥人士青睞，用以代替或部分代替正餐。陳偉曾提到，代餐不是一個專門的食物門類，只是一個商品品類，在醫學營養減重中，醫生也會推薦減重者吃一部分代餐品，提供蛋白質，同時限制能量攝入，達到減重效果。但代餐并非“神藥”，只是減重膳食方式的補助用品，每日三餐中，只能代替一餐或一餐半，如果完全代替全餐，會出現營養不良等健康問題。截至目前，國內尚無代餐食品的強制性國家標準。

　　2022年9月，在朋友推薦下，陳曦在北京協和醫院肥胖專科門診掛了號，開始醫療減重。陳偉沒有開，推薦她改善飲食和加強運動。陳曦買了食物秤，精準控制每一頓飯量，拒絕所有邀約，8個月不吃外食。她每天堅持運動，在減重群打卡。今年5月底，她從206斤減到125斤，血糖、脂肪肝、尿酸等指標都回歸正常。但對個人而言，因為減重不納入醫保，她需要自費承擔吃的蛋白粉，每個月花費近4000元。她在社交媒體上分享減重經歷，不少肥胖者受到了鼓舞，也有人因高額花費被“勸退”。

　　近年來，國內不少醫院推出肥胖專科門診，但在陳偉看來，多數醫院的肥胖門診，都沒有形成真正的診療體系。肥胖門診給患者開的都是已經上市的，但相關藥品少，而且因為肥胖不是疾病，醫保也不報銷。

　　“醫生如果不開藥，檢查后建議患者用改善飲食等非醫療方式減肥，只能收取掛號費，醫生的勞動價值得不到體現。”陳偉向《中國新聞周刊》說。潘安也指出，就算是運動醫學的專家坐診，如何收費、后續如何監督治療，都是空白。最后，肥胖人群不得不在市場上尋求減肥的出路，但不少減肥方式是不正確的。

　　在陳偉看來，站在醫生角度，希望肥胖被納入到疾病范疇，人們知道自己得了病，更早去醫院治療。但他承認這涉及復雜的醫保體系，不能一刀切。如果所有的肥胖人群到醫院看病都能報銷，這會損傷醫保的公平性和普惠性。更可行的方式是，不是所有肥胖的人都要到醫院就醫，只有當因胖生病，或因肥胖遭遇疾病威脅、能通過一些手段有效減重獲得健康收益時，才建議看病，醫保報銷。

　　這與目前因肥胖得了代謝疾病、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就醫有所差異。陳偉舉例，一個人因肥胖血脂高、血糖高得了多囊等，去醫院看病，主要是為了治療這些病癥，而不是肥胖本身，有人甚至會看多個專科門診。但在他看來，只要肥胖患者瘦下來999保健品網，上述病癥就比較容易控制。人們其實可以集中到肥胖專科門診，以控制肥胖為目的，在符合醫保的模式之下，對整體健康問題進行治療，患者也能節省精力。

　　母義明向《中國新聞周刊》提到，目前他所在的醫院為治療肥胖，在籌備建設體重管理和代謝性疾病中心，有個科室聯合參與，對有需要的病人進行聯合會診。比如，營養科醫生評估營養狀態，推薦合適的減重方式，運動醫學科醫生根據其肌肉含量、肥胖的嚴重程度等因素，推薦運動模式。如果一段時間后，患者難以通過改善飲食和運動減重，內分泌科會評估如何使用藥物。

　　不過，和其他慢性疾病一樣，肥胖不是你一旦瘦下來，就能“治愈”。肥胖會復發，如果不及時干預，給身體帶來的疾病傷害還會因時間推移惡化。“沒有哪一種治療能解決肥胖的所有問題，做了切胃手術也會反彈。所以我們通過診斷治療，是讓患者認識肥胖的嚴重性，進行長期管理。”母義明說。

　　潘安所在的《柳葉刀》肥胖委員會傾向將肥胖納入疾病體系，但如何定義、如何確診是關鍵。“單純依靠BMI診斷肯定不行；其次，達到疾病標準，需要對身體功能產生一定影響，但這如何界定，涉及一系列標準，目前肥胖委員會還在商討和制定過程中。”

　　2021年4月，吉林省長春中醫藥大學食堂為了滿足大學生健康減肥的需求，推出減脂輕食自選服務。圖/中新

　　在陳偉看來，醫療減重之外，更重要的是預防，如何讓人們不長胖，或者不胖到生病，這超出了醫療范疇，需要整個社會來推進。

　　很長一段時間，包括政策制定者、大眾、學術界在內都認為，肥胖是個體行為，應由個人控制體重。減肥失敗，便是意志力不強。潘安指出，這是一個認知誤區。肥胖的病因，除了與個人的吃和運動有關，還受到遺傳、經濟、社會、、環境等因素影響。個人行為在很大程度上由外界環境驅動，是“系統的受害者”，這在以往更容易被忽視。

　　2021年初，一家知名的互聯網公司曾邀請陳偉，給管理層講解如何健康減重。該公司在員工體檢后發現，員工肥胖比例很高，一半以上的中層領導都超重或肥胖。陳偉隨機問了一些人的作息時間，沒有幾個人能在晚上12點前睡覺，甚至一些人晚上12點前都到不了家，更沒有人能在早上7點起床。

　　陳偉的理念是，減重要先改變生活方式。比如減輕壓力，早睡早起——該睡覺的時候不睡，會影響個人的激素變化，半夜加餐，會加重肥胖，這是現代生活方式所致，需要引起關注，但這都需要公司層面做出改變。不健康的生活狀態下，想要獲得健康的身體，更是難以破解的問題。那天，陳偉離開這家公司時已是晚上10點多，辦公室仍有不少人在加班999保健品網。

　　陳曦每次去復診，陳偉都會問她，最近工作壓力大不大。“他害怕我因為工作壓力影響減肥，一旦焦慮，就想多吃或者自暴自棄，不想減肥了。”陳曦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開始減肥后，她只是按部就班完成分內工作，偶有不高興的事情，也通過運動等方式調節情緒。

　　致胖環境對肥胖有著深刻影響。潘安舉例說，不少學校周圍都是小賣部，校園里商店也售賣碳酸飲料。學校周圍的食物環境，并沒有把健康放在首位。此外，垃圾食品廣告鋪天蓋地，一些高糖、高脂肪的食物價格低，都會影響人們的食物偏好、購買行為——某種程度上，許多人長胖“是沒有選擇的”。

　　目前，一些國家為了解決肥胖問題999保健品網，已在實行一些潛在有效的政策和方案。王友發等人提到，2016年，智利實施《食品標簽和廣告法》，其中包括在含糖飲料、高能量和非必需品的包裝正面標識上強制添加警告標簽，以及全面限制對14歲以下兒童定向營銷和在學校推廣和銷售上述產品。該法實施后，當地含有高水平糖、鈉、飽和脂肪和高能量的飲料銷售量，較實施前減少了23.7％。

　　也有一些國家對不健康的食品和飲料征稅。比如，丹麥于2012年推行脂肪稅，墨西哥和美國于2014年推行汽水稅。英國在2010年的一項研究顯示，征收 20％的含糖飲料稅可以減少13％的肥胖量。王友發等人建議，為應對肥胖流行病，中國也應該積極探索稅收措施，完善相關研究。

　　今年4月，《柳葉刀》上發表的一篇報告指出，決定消費者是否購買飲料的因素，不僅是稅收和食品價格，人們買什么，還取決于收入和有關使用新鮮食材烹飪的教育。想要扭轉肥胖防治的失敗，就要從整個系統角度解決致胖環境的驅動因素。食品工業改革過去也有成功的做法，比如在大眾的反對下取消使用反式脂肪酸。

　　“此外，政府提倡健康，不僅是衛健部門的事情，制定肥胖政策時，需要跨部門協作。”潘安指出，這其中包括衛健、教育、交通、規劃、環保、市場監管等多部門，“比如，一些城市連自行車道都沒有，人行道也不夠完善，怎么讓大家去運動？如果空氣污染嚴重，也很難鼓勵大家外出運動”。

　　多位受訪者強調，當下的關鍵是顛覆舊有的認識，看到肥胖的嚴重性。《柳葉刀》的前述報告提到，在治療方面，將肥胖視為一種疾病，需要在綜合社會心理、公眾參與度、教育等多種因素的基礎上，開發一套新的科學知識，但這種知識只有在改變肥胖者、臨床醫生、支付機構和產業界的看法和行為時，才能真正起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