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下馬威’”、“蒼白蜜月期”、“實習風波‘劫’”、“相識的尷尬：‘我當時真的特別傻’”……這些看似小說章節(jié)的小標題，出自一篇碩士學位論文

　　“遭遇‘下馬威’”、“蒼白蜜月期”、“實習風波‘劫’”、“相識的尷尬：‘我當時真的特別傻’”……這些看似小說章節(jié)的小標題，出自一篇碩士學位論文。

　　近日，有博主在社交媒體平臺分享的這篇論文《她為什么換了導師：一項導生關系的案例研究》（下述簡稱《她為什么換了導師》）引發(fā)熱議，因詼諧生動的小標題，被網友稱為“學術圈自己的小說”。

　　中國新聞周刊注意到，該論文旨在剖析研究生階段的一起師生矛盾：在選題、實習和畢業(yè)等方面，被訪談者與導師存在巨大分歧。論文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相關專業(yè)2014級的學生，于2017年完成。

　　在“反思換導師事件”的部分，論文作者認為，存在導師準入制度固化封閉、導生匹配制度僵化單一、導師評價主體單一等問題。雖然該論文采用的訪談是獨立案例，卻仍然令不少網友“找到共鳴”。有關研究生教育階段師生關系的思考，在研究生擴招的大背景下，一直是近年來的熱門話題。

　　“個人認為，眼下大家對‘學生換導師’問題的態(tài)度往往過于敏感。諸如學生提出換導師之類的訴求，這對導師似乎是‘侮辱’，學生也會被視為‘大逆不道’。”同濟大學教育評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向中國新聞周刊說。

　　中國新聞周刊注意到，截至發(fā)稿，《她為什么換了導師》在中國知網上已經有了33000多下載次數(shù)，被引量則是15。

　　這篇于2017年提交的論文，眼下悄然走紅。論文開篇提到，因為學段、培養(yǎng)目標、培養(yǎng)模式等的影響，導生關系的內涵已經超越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師生關系，這樣的師生關系對研究生的專業(yè)成長具有重要意義。

　　然而，這種關系卻并不總是和諧美好的。論文中的主人公就與導師陷入了尷尬的博弈境地，為了以自己希望的方式完成學業(yè)，她最終轉到另一位導師門下。

　　論文主人公談到，其最初是被調劑到該導師門下的，由于自己正式見面之前沒有跟導師聯(lián)系，導師似乎心存芥蒂，在兩人初次見面時就表示“如果你不愿意待在這個師門，你就可以走。”

　　在結束導師幫忙介紹的一次實習之后，主人公希望改變自己的研究方向，但并未能與導師達成一致意見。文中稱，導師先是回避了這一話題，稱“我不關心你畢業(yè)以后當什么老師，現(xiàn)在我們先把開題這個事情解決了”。之后雙方由于論文選題的問題又發(fā)生了較大沖突。

　　導師催交論文，學生卻選擇了報名實習，導師認為“去實習你就完成不了論文”，學生則認為“就算我拿不到學位，我也不要在這個學校待下去了”。

　　論文的主體部分多個小節(jié)，從“誤打誤撞入師門”開始，主人公分別經歷了“遭遇‘下馬威’”、“蒼白蜜月期”、“實習風波‘劫’”……

　　此外，這類個性化的標題還有“相識的尷尬：‘我當時真的特別傻’”、“導生情感淡漠：‘對對對’”、“悄然離去：‘不想再有什么糾葛’”等等。

　　中國新聞周刊注意到，這位導師并未接受論文作者的訪談。當事學生同門的一位師兄則在訪談中表示導師“控制欲強”，其選擇了“隱忍”。

　　在《她為什么換了導師》中，作者在反思“換導師事件”時指出了當前高校導生關系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比如導師準入制度固化封閉、導生匹配制度僵化單一、學術性不足教育性淡化、導師評價主體單一、導師評價過程和方法缺乏系統(tǒng)性等。論文還提到，學生評價的失聲是換導師事件值得反思的問題。

　　雖然存在一些瑕疵，比如未能訪談到導師本人。但在一些網友看來，論文的研究本身已具有意義。很多人都從主人公的身上看到了自己與導師相處的影子。

　　教育部數(shù)據(jù)顯示，2022年，全國在學研究生人數(shù)已經達到了365萬人，而十年前這個數(shù)字只有171萬。隨著招生規(guī)模的擴大，這一問題也更多地被置于公共視角之下。

　　“有的導師像老板，學生成了打工仔；有的覺得導師沒有履行職責，對學生‘放養(yǎng)’；還有的覺得導師壓榨學生，不讓其畢業(yè)。由此也導致了導師和學生的矛盾比較突出。”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

　　《她為什么換了導師》的作者則總結了五種導師與學生的關系，包括師徒關系、雇傭關系、導學關系、指導與被指導、合作伙伴。

　　師生關系為何會“異化”？一段好的師生關系應該是怎樣的？其實母嬰喂養(yǎng)知識培訓，這些問題不僅困擾著學生，也困擾著導師。

　　一項同樣發(fā)表于2017年的調查研究指出，我國高校研究生師生關系質量普遍不高，處于中等偏上水平，且存在顯著的性別與學科差異。該文章基于 3 所高校作了實證分析，并認為師生互動關系中“因人而異”與“親疏遠近”的現(xiàn)象普遍存在，且這種“因人而異”與“親疏遠近”的師生關系是導致研究生科研生活中“公平認知”受損的重要因素。

　　客觀上，導師掌握著學生的“生殺大權”。從申請助學金到論文開題，大事小事經常需要導師簽字。另一方面，學生需要在正式進入研究生階段的學習之前就匹配導師，學習期間也要參照或跟隨導師的研究方向，某種程度上雙方都是“開盲盒”。

　　2017年，時任華南農業(yè)大學黨委研究生工作部部長蔡茂華發(fā)表了名為《大眾化教育下研究生與導師關系的調查與分析》的論文。文中介紹母嬰店陳列效果圖，導師認為師生關系中，師徒關系和家長與子女關系是主要關系，占70%以上。研究生認為師生關系中，普通師生關系和老板員工關系是主要關系，占50%以上。

　　而對于導師來說，學生數(shù)量的增加意味著他們分散到每個人身上的精力、經費少了。對于導師自身的考核，也存在“重科研，輕教學”的傾向。

　　“曾經有研究生導師向我傾訴母嬰喂養(yǎng)知識培訓，他的學生中有的只是想要一張文憑，對他們提出更高的學業(yè)要求，他們不愿意。有些可能就是為了就業(yè)，導師就要考慮怎么樣結合學生的學業(yè)和平臺的就業(yè)，幫助他們找到一個好的工作。”熊丙奇說。

　　理論上，結束匹配關系，導師和學生或許能夠雙雙獲益。但現(xiàn)實情況卻頗為復雜。近年來，一些研究生事件也頻頻引起人們對于導生關系的討論。

　　中國新聞周刊注意到，在“換導師”論文之前，社交平臺上與“換導師”相關的討論不算多，其中咨詢和吐槽的帖子占多數(shù)，也有少量詳盡的“攻略”。一些研究生敘述著自己與導師之間的“斗智斗勇”，情節(jié)同樣精彩。所有內容都指向一個結論，換導師并沒有那么容易。

　　一名學生分享了自己換導師的策略，首先要“以和為貴”，讓老師覺得你能力不行，不想要你；之后則是“不破樓蘭終不還”，有“必死”的決心，有退學的打算。該學生在帖文中質疑導師的科研學術能力，并認為對方存在嚴重的師德師風問題。據(jù)他講述，他于研一第二學期申請換導師，歷時3個月。

　　盡管高校間對于學生申請換導師的流程或有不同，但要求大致包括獲得原導師、意向導師及學院的同意。有的學院原則上不受理更換導師申請，有的則有學年限制。

　　多名受訪者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獲得意向導師的同意已是相對簡單的一環(huán)。云南某高校的研究生李佳（化名）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今年3月，他向導師提出了更換導師的想法，但得到的回應是“你直接退學就行”。之后，他找了多個學院的領導“軟磨硬泡”，直到9月份才更換了導師。

　　回憶那段日子，在福建某高校就讀的徐晴（化名）也還有些耿耿于懷，原導師同意了，意向導師也同意了，卻被學院領導給駁回了。

　　一旦發(fā)起“換導師”的咨詢或申請，便是“開弓難有回頭箭”。“院里不講武德，在我咨詢之后轉頭就告訴了我的導師”，有學生向中國新聞周刊提到。也有學生表示，導師間彼此相識，在向導師“攤牌”之后，她找不到新的導師“接手”，只能“祈求原導師的諒解”。

　　一位某211高校研究生院的工作人員向中國新聞周刊分析稱，對于學生的咨詢或申請，行政職能部門通常會較為謹慎。學生申請換走，會影響導師在小組里的權威，也不利于學院教學工作的開展。在不觸及原則性問題的情況下，會有老師先介入溝通。若真正涉及到了師德師風問題，也要經過嚴格的取證。

　　該校一位工作了5年的輔導員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向其咨詢換導師的學生并不多。但他注意到，和諧的導生關系仍然殊為難得。在他看來，導師和學生之間可能存在一些溝通上的代際差異，對于導師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尊重學生的選擇或提供怎樣的指導沒有達成共識。2019年全國教育事業(yè)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曾披露，研究生導師的年齡多集中于35歲-59歲之間，其中40-44歲階段占的人數(shù)最多。

　　總的說來，能否成功換導師，頗因人而異。不過，即便成功也未必能迎來理想的學習生活。折騰一通后，徐晴仍處于一個尷尬的境地，“從一個‘Push’的導師，換到了一個‘放養(yǎng)’的導師”。

　　“其實，上述論文中的案例情況一定存在，可能還不少母嬰店陳列效果圖?？陀^講，‘學生換導師’主題下涉及的問題還遠不止該篇碩士論文所指出的那些。”樊秀娣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即使在學術領域，人與人相處出現(xiàn)這樣那樣的問題很是尋常。

　　熊丙奇則認為，種種問題均牽涉導師權責認定的問題，需要建立完整的導師制，“我們高校的導師存在一個問題，該有的權利沒有，不該有的權利卻過大”。

　　在熊丙奇看來，該有的權利包括招生權、培養(yǎng)權、管理權、學位授予權。導師應該用自己的聲譽保障學生培養(yǎng)的質量，對學生培養(yǎng)的全過程負責。但現(xiàn)實中，老師并沒有擁有充分的相關權利，比如研究生的培養(yǎng)方案可能是統(tǒng)一確定的，畢業(yè)要求可能也是國家、學校統(tǒng)一制定的。

　　他表示，但另一方面，導師可能也擁有比較大的職權，“比如可以叫學生去完成與學業(yè)或者學歷學位沒關系的事，由此導致學生覺得沒有得到導師比較多的指導，反而受到一些約束。”

　　“導師和學生是怎樣的一個關系，是由學生的個人追求和導師對學生的培養(yǎng)定位而定的，關鍵在于導師履行好自己職責就可以了，不要侵犯學生的權益。”他表示。

　　樊秀娣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在國外許多高校，學生對導師有自主選擇的權利，完全可以靈活組合。導師與學生在學業(yè)活動中如果發(fā)生矛盾或糾紛，雙方均可提出中斷師生關系的請求，對方一般都能坦然接受。當事師生雙方均可各自再尋找新的合作伙伴。

　　但在她看來，一些國內的高校，對于“學生換導師”的問題往往過于敏感。這類訴求，對導師似乎是“侮辱”，學生也會被視為“大逆不道”。

　　“做研究生學位論文，本身就是一件既有學術標準又相對個性化的復雜學業(yè)活動，師生之間出現(xiàn)問題在所難免。”樊秀娣稱，對此多多關注，敢于直面師生矛盾，厘清其中的來龍去脈，找出解決問題的切入點、方式方法和路徑等，最終形成完善的制度和政策法規(guī)，這些都將具有十分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遭遇‘下馬威’”、“蒼白蜜月期”、“實習風波‘劫’”、“相識的尷尬：‘我當時真的特別傻’”……這些看似小說章節(jié)的小標題，出自一篇碩士學位論文。

　　近日，有博主在社交媒體平臺分享的這篇論文《她為什么換了導師：一項導生關系的案例研究》（下述簡稱《她為什么換了導師》）引發(fā)熱議，因詼諧生動的小標題，被網友稱為“學術圈自己的小說”。

　　中國新聞周刊注意到，該論文旨在剖析研究生階段的一起師生矛盾：在選題、實習和畢業(yè)等方面，被訪談者與導師存在巨大分歧。論文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相關專業(yè)2014級的學生，于2017年完成。

　　在“反思換導師事件”的部分，論文作者認為，存在導師準入制度固化封閉、導生匹配制度僵化單一、導師評價主體單一等問題。雖然該論文采用的訪談是獨立案例，卻仍然令不少網友“找到共鳴”。有關研究生教育階段師生關系的思考，在研究生擴招的大背景下，一直是近年來的熱門話題。

　　“個人認為，眼下大家對‘學生換導師’問題的態(tài)度往往過于敏感。諸如學生提出換導師之類的訴求，這對導師似乎是‘侮辱’，學生也會被視為‘大逆不道’。”同濟大學教育評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向中國新聞周刊說。

　　中國新聞周刊注意到，截至發(fā)稿，《她為什么換了導師》在中國知網上已經有了33000多下載次數(shù)，被引量則是15。

　　這篇于2017年提交的論文，眼下悄然走紅。論文開篇提到，因為學段、培養(yǎng)目標、培養(yǎng)模式等的影響，導生關系的內涵已經超越了傳統(tǒng)意義上的師生關系，這樣的師生關系對研究生的專業(yè)成長具有重要意義。

　　然而，這種關系卻并不總是和諧美好的。論文中的主人公就與導師陷入了尷尬的博弈境地，為了以自己希望的方式完成學業(yè)，她最終轉到另一位導師門下。

　　論文主人公談到，其最初是被調劑到該導師門下的，由于自己正式見面之前沒有跟導師聯(lián)系，導師似乎心存芥蒂，在兩人初次見面時就表示“如果你不愿意待在這個師門，你就可以走。”

　　在結束導師幫忙介紹的一次實習之后，主人公希望改變自己的研究方向，但并未能與導師達成一致意見。文中稱，導師先是回避了這一話題，稱“我不關心你畢業(yè)以后當什么老師，現(xiàn)在我們先把開題這個事情解決了”。之后雙方由于論文選題的問題又發(fā)生了較大沖突。

　　導師催交論文，學生卻選擇了報名實習，導師認為“去實習你就完成不了論文”，學生則認為“就算我拿不到學位，我也不要在這個學校待下去了”。

　　論文的主體部分多個小節(jié)，從“誤打誤撞入師門”開始，主人公分別經歷了“遭遇‘下馬威’”、“蒼白蜜月期”、“實習風波‘劫’”……

　　此外，這類個性化的標題還有“相識的尷尬：‘我當時真的特別傻’”、“導生情感淡漠：‘對對對’”、“悄然離去：‘不想再有什么糾葛’”等等。

　　中國新聞周刊注意到，這位導師并未接受論文作者的訪談。當事學生同門的一位師兄則在訪談中表示導師“控制欲強”，其選擇了“隱忍”。

　　在《她為什么換了導師》中，作者在反思“換導師事件”時指出了當前高校導生關系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比如導師準入制度固化封閉、導生匹配制度僵化單一、學術性不足教育性淡化、導師評價主體單一、導師評價過程和方法缺乏系統(tǒng)性等母嬰喂養(yǎng)知識培訓。論文還提到，學生評價的失聲是換導師事件值得反思的問題。

　　雖然存在一些瑕疵，比如未能訪談到導師本人。但在一些網友看來，論文的研究本身已具有意義。很多人都從主人公的身上看到了自己與導師相處的影子。

　　教育部數(shù)據(jù)顯示，2022年，全國在學研究生人數(shù)已經達到了365萬人，而十年前這個數(shù)字只有171萬。隨著招生規(guī)模的擴大，這一問題也更多地被置于公共視角之下。

　　“有的導師像老板，學生成了打工仔；有的覺得導師沒有履行職責母嬰店陳列效果圖，對學生‘放養(yǎng)’；還有的覺得導師壓榨學生，不讓其畢業(yè)。由此也導致了導師和學生的矛盾比較突出。”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

　　《她為什么換了導師》的作者則總結了五種導師與學生的關系，包括師徒關系、雇傭關系、導學關系、指導與被指導、合作伙伴。

　　師生關系為何會“異化”？一段好的師生關系應該是怎樣的？其實，這些問題不僅困擾著學生，也困擾著導師。

　　一項同樣發(fā)表于2017年的調查研究指出，我國高校研究生師生關系質量普遍不高，處于中等偏上水平，且存在顯著的性別與學科差異。該文章基于 3 所高校作了實證分析，并認為師生互動關系中“因人而異”與“親疏遠近”的現(xiàn)象普遍存在，且這種“因人而異”與“親疏遠近”的師生關系是導致研究生科研生活中“公平認知”受損的重要因素。

　　客觀上，導師掌握著學生的“生殺大權”。從申請助學金到論文開題，大事小事經常需要導師簽字。另一方面，學生需要在正式進入研究生階段的學習之前就匹配導師，學習期間也要參照或跟隨導師的研究方向，某種程度上雙方都是“開盲盒”。

　　2017年，時任華南農業(yè)大學黨委研究生工作部部長蔡茂華發(fā)表了名為《大眾化教育下研究生與導師關系的調查與分析》的論文。文中介紹，導師認為師生關系中，師徒關系和家長與子女關系是主要關系，占70%以上。研究生認為師生關系中，普通師生關系和老板員工關系是主要關系，占50%以上。

　　而對于導師來說，學生數(shù)量的增加意味著他們分散到每個人身上的精力、經費少了。對于導師自身的考核，也存在“重科研，輕教學”的傾向。

　　“曾經有研究生導師向我傾訴，他的學生中有的只是想要一張文憑，對他們提出更高的學業(yè)要求，他們不愿意。有些可能就是為了就業(yè)，導師就要考慮怎么樣結合學生的學業(yè)和平臺的就業(yè)，幫助他們找到一個好的工作。”熊丙奇說。

　　理論上，結束匹配關系，導師和學生或許能夠雙雙獲益。但現(xiàn)實情況卻頗為復雜。近年來，一些研究生事件也頻頻引起人們對于導生關系的討論。

　　中國新聞周刊注意到，在“換導師”論文之前，社交平臺上與“換導師”相關的討論不算多，其中咨詢和吐槽的帖子占多數(shù)，也有少量詳盡的“攻略”。一些研究生敘述著自己與導師之間的“斗智斗勇”，情節(jié)同樣精彩。所有內容都指向一個結論，換導師并沒有那么容易。

　　一名學生分享了自己換導師的策略，首先要“以和為貴”，讓老師覺得你能力不行，不想要你；之后則是“不破樓蘭終不還”，有“必死”的決心，有退學的打算。該學生在帖文中質疑導師的科研學術能力，并認為對方存在嚴重的師德師風問題。據(jù)他講述，他于研一第二學期申請換導師，歷時3個月。

　　盡管高校間對于學生申請換導師的流程或有不同，但要求大致包括獲得原導師、意向導師及學院的同意。有的學院原則上不受理更換導師申請，有的則有學年限制。

　　多名受訪者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獲得意向導師的同意已是相對簡單的一環(huán)。云南某高校的研究生李佳（化名）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今年3月，他向導師提出了更換導師的想法，但得到的回應是“你直接退學就行”。之后，他找了多個學院的領導“軟磨硬泡”，直到9月份才更換了導師。

　　回憶那段日子，在福建某高校就讀的徐晴（化名）也還有些耿耿于懷，原導師同意了，意向導師也同意了，卻被學院領導給駁回了。

　　一旦發(fā)起“換導師”的咨詢或申請，便是“開弓難有回頭箭”。“院里不講武德，在我咨詢之后轉頭就告訴了我的導師”，有學生向中國新聞周刊提到。也有學生表示，導師間彼此相識，在向導師“攤牌”之后，她找不到新的導師“接手”，只能“祈求原導師的諒解”。

　　一位某211高校研究生院的工作人員向中國新聞周刊分析稱，對于學生的咨詢或申請，行政職能部門通常會較為謹慎。學生申請換走，會影響導師在小組里的權威，也不利于學院教學工作的開展。在不觸及原則性問題的情況下，會有老師先介入溝通。若真正涉及到了師德師風問題，也要經過嚴格的取證。

　　該校一位工作了5年的輔導員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向其咨詢換導師的學生并不多。但他注意到，和諧的導生關系仍然殊為難得。在他看來，導師和學生之間可能存在一些溝通上的代際差異，對于導師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尊重學生的選擇或提供怎樣的指導沒有達成共識。2019年全國教育事業(yè)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曾披露，研究生導師的年齡多集中于35歲-59歲之間，其中40-44歲階段占的人數(shù)最多。

　　總的說來，能否成功換導師，頗因人而異。不過，即便成功也未必能迎來理想的學習生活。折騰一通后，徐晴仍處于一個尷尬的境地，“從一個‘Push’的導師，換到了一個‘放養(yǎng)’的導師”。

　　“其實，上述論文中的案例情況一定存在，可能還不少?？陀^講，‘學生換導師’主題下涉及的問題還遠不止該篇碩士論文所指出的那些。”樊秀娣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即使在學術領域，人與人相處出現(xiàn)這樣那樣的問題很是尋常。

　　熊丙奇則認為，種種問題均牽涉導師權責認定的問題，需要建立完整的導師制，“我們高校的導師存在一個問題，該有的權利沒有，不該有的權利卻過大”。

　　在熊丙奇看來，該有的權利包括招生權、培養(yǎng)權、管理權、學位授予權。導師應該用自己的聲譽保障學生培養(yǎng)的質量，對學生培養(yǎng)的全過程負責。但現(xiàn)實中，老師并沒有擁有充分的相關權利，比如研究生的培養(yǎng)方案可能是統(tǒng)一確定的，畢業(yè)要求可能也是國家、學校統(tǒng)一制定的。

　　他表示，但另一方面，導師可能也擁有比較大的職權，“比如可以叫學生去完成與學業(yè)或者學歷學位沒關系的事，由此導致學生覺得沒有得到導師比較多的指導，反而受到一些約束。”

　　“導師和學生是怎樣的一個關系，是由學生的個人追求和導師對學生的培養(yǎng)定位而定的，關鍵在于導師履行好自己職責就可以了，不要侵犯學生的權益。”他表示。

　　樊秀娣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在國外許多高校，學生對導師有自主選擇的權利，完全可以靈活組合。導師與學生在學業(yè)活動中如果發(fā)生矛盾或糾紛，雙方均可提出中斷師生關系的請求，對方一般都能坦然接受。當事師生雙方均可各自再尋找新的合作伙伴。

　　但在她看來，一些國內的高校，對于“學生換導師”的問題往往過于敏感。這類訴求，對導師似乎是“侮辱”，學生也會被視為“大逆不道”。

　　“做研究生學位論文，本身就是一件既有學術標準又相對個性化的復雜學業(yè)活動，師生之間出現(xiàn)問題在所難免。”樊秀娣稱，對此多多關注，敢于直面師生矛盾，厘清其中的來龍去脈，找出解決問題的切入點、方式方法和路徑等，最終形成完善的制度和政策法規(guī)，這些都將具有十分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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