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出生的劉月，成長經歷暗合了上世紀90年代城鄉流動的大勢，孩童時代父親外出打工，母親一人陪伴在身邊

　　1993年出生的劉月，成長經歷暗合了上世紀90年代城鄉流動的大勢，孩童時代父親外出打工，母親一人陪伴在身邊。如今，劉月已長大，她的女兒田野正在重復她兒時的留守生活。

　　開辦幼兒園后，劉月時常在孩子身上看到自己童年的影子，為爸爸媽媽回家的雀躍、忍不住分享爸媽回家后的喜悅，影影綽綽，和自己孩時交織在一起。

　　1993年出生的劉月，成長經歷暗合了上世紀90年代城鄉流動的大勢。她出生的河南寧陵農村，外出務工當時已漸成趨勢，以男勞動力向外輸出為主。“回來幾天，又走了。”接受采訪的90后們，提起童年，父親的形象多是模糊的。

　　孩童時代留守，而后離開家鄉外出務工或上學，到了24歲前后的適婚年紀，回鄉操辦婚事，婚后孩子出生不久后便繼續外出務工。

　　也有少數走出鄉村，留在城市，不必經歷命運的復刻。但多數人每年往返于鄉村與城市，做著候鳥式的遷徙。他們留在家鄉的孩子，成為二代留守兒童。

　　劉月的女兒田野覺得爸爸是活在手機里的，父女兩人常態的交流隔著屏幕，當爸爸出現在對話框里，田野會跳起來，拍著手，順勢抱著手機親一口。一年中為數不多見面的時候，“三維”的爸爸相反變得陌生了。她會躲開，跑到一邊，偷偷地觀察著。

　　在一歲半孩子熟悉的場景中，媽媽、姥姥、姥爺和小朋友們是生活的最大圓圈。田野很愛黏著劉月，尤其是午睡后，要媽媽哄才能消解掉抽抽噎噎的起床氣。她也會跟在幼兒園的其他小朋友后面，課外活動時含糊地喊著，“學霸學霸，清華北大，統統拿下。”

　　放學后的傍晚，臨街的路上，轟隆轟隆的拖拉機時不時地經過。9月的農村有著一年來鮮有的人氣?；ㄉ凳斋@，拖拉機轟鳴，鄉間的水泥路，被晾曬的花生秧切割著。玉米還挺立在田間，一幀一幀的綠色框住一年中最后的收割季。

　　這是中原地區極為平常的縮影。位于河南中部的寧陵縣，農業是重要的支柱產業，河南也是我國糧食生產的重要后盾五年級成長手冊。然而，耕種帶來的收入無法覆蓋生活成本，外出務工帶來的經濟增長是這座縣城GDP的主要來源。

　　2012年，一份針對1200多名80后、90后外來務工者的調查結果顯示，近6成受訪者曾是留守兒童，他們的孩子正在或已經成為新一代留守兒童。

　　日前，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與中國兒童中心組成聯合課題組，奔赴全國28個縣開展“貧困地區兒童早期發展狀況調研”。記者在寧陵縣劉樓鄉劉樓村的200份問卷中抽取80份，根據孩子由誰照看、是否與父母同住、父母多久回一次家等選項綜合，3-6歲兒童中，雙留守和單留守占比75%，0-3歲雙留守和單留守比例約70%。

　　王子墨在劉樓鄉實驗幼兒園讀學前班，剪著西瓜頭，瘦瘦弱弱的，排隊時站得靠前，見到陌生人，眼神怯怯的，趕緊貼著前面的小朋友。

　　葛玉英是被拉回來救場的。去年11月，妹妹滿兩歲，王子墨媽媽王娟決定再次南下務工，他就這樣變成了一個雙留守兒童。

　　“我在新疆干活哩，她公公婆婆走得早，要不我也不給他們看孩子。”今年52歲的葛玉英，一頭黑發，綁著低馬尾，說起話來利落干脆。年輕時和丈夫一同去新疆干活，剪棉花、割麥子，三個孩子大半的成長時光“沒擱家”。

　　王子彤精力旺盛，把鞋褪到一邊，赤著腳跑來跑去，不一會兒消失在視線范圍內。葛玉英話說了半拉，開始風風火火找孩子，王子墨蹲在陰涼的地方，托著腮，觀察著這一切。他得適應這樣的新常態。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潘璐表示五年級成長手冊，農村人口的城鄉流動從上世紀80年始，已經從青壯年男性為主擴展到年齡周期跨度更大的男性與女性村民。

　　“貧困地區兒童早期發展狀況調研”3歲-6歲兒童的40份調查問卷顯示，媽媽在孩子不足一歲外出工作的15%，在孩子1-2歲外出工作的23%，2-3歲外出工作的17%，沒有工作的43%。

　　劉月2011年從商丘幼師師范學校畢業后，回到商丘寧陵縣曹西庵村辦幼兒園，從一個留守兒童，到留守兒童的守護者。

　　幼兒園里，雙留守兒童比例大概占70%，20%的孩子媽媽留在家里，其中不少是在照顧二胎，只有10%，父母能夠陪伴在身邊。

　　“雙留守的孩子對父母的渴望懇切，有時得知爸爸媽媽要回家了，會忍不住告訴所有人。爸媽回來后，他們會驕傲地昂著頭，告訴全班小朋友，‘今天放學媽媽來接我’。”劉月說。

　　兩年前，女兒田野出生，幾乎復刻了劉月的孩時。10歲，劉月晚上一個人不敢待在屋子里，即使開著燈，也需要人陪著。田野在家，門口有汽車經過，還會躲進媽媽懷里。

　　劉月覺得，女兒的膽量與父親的陪伴密切相關。0-6歲是孩子寶貴的心理安全期，爸爸的角色是堅強的，是把孩子舉高高放在肩頭，應該是孩子心中的“奧特曼”。

　　但田野3個月大的時候，爸爸便去了江西，一年回家兩次。因為父親的缺席，劉月兩歲的時候，還不會叫爸爸。

　　陪伴是奢侈品。外出務工，是支撐一個家庭最重要的收入來源。再回顧孩童時代，受訪者多半對當年的留守無意識，“當時都這樣”“爸爸是出去掙錢了”。

　　記事起，一年難得回家的時候，父親和母親會“為錢吵架”，不吭聲，也不會哄。讓本來就促狹的在家日子，留下一道道空白的印子。

　　父女的互動也是稀缺的，學習情況、生活情況，父親沒張口問過。那時，王冰波羨慕“別人家的爸爸”。“前面的一個大爺，特別健談，會跟自己閨女說這說那。”而對自己父親，“總是感覺有距離感”。

　　到高中了，王冰波不敢和男生對眼，讀大學的時候，干脆鉆進圖書館，遠離社交。“以后不能找我爸這樣的。”她和妹妹暗下決心。

　　劉明福把人生的轉折點認定在初中。“如果順利度過了，就平步青云了，度不過去那就‘拉稀’了，下學打工。”他屬于沒度過的那一類，叛逆期逃學、打架爸爸字怎么寫，半點風聲也沒讓家里知道。

　　如果當時父母都在身邊，是否會是另一番情境？他的語調一下子低了下來：當時年紀小，都不懂，大了以后也不在乎這點東西了。反正都已經定型了。他停頓了一下，“父母在家，也不一定能上大學的，當然不在家的話，也不一定說上不到大學，都看個人。”

　　2012年一求職平臺對1200名外來務工人員所作的調查問卷顯示，35%的受訪農民工表示，父母關愛缺失，讓自己變得孤獨和憂郁，31%的受訪者稱變得更自主獨立，12%表示容易交到壞朋友，8%表示容易受到欺負。

　　一年級的兒子陳思宇期末考了個位數，把代凱“炸”回了家。奶奶是文盲，帶孩子帶得嬌。陳思宇和陳詩媛倆兄妹，就在軍陳村野蠻生長著。

　　女兒陳詩媛相對省心，兒子陳思宇則是個老大難。他圓滾滾的眼睛，笑起來，雙眼皮褶子里藏著孩子的狡黠。放學接回家五年級成長手冊，涼鞋帶斷了，蹦跶到校門口，“呵呵呵”，沖著代凱笑。

　　難，做作業難。小椅子的后椅腳折斷了，綁上一根木頭，做支架，陳思宇坐在這上面，搖搖擺擺，不安生地寫作業。

　　小明在小麗的左邊還是右邊？他用自己的左右手比劃著，總是分不清。“樹葉”的“shuye”是第幾聲調，他念著“樹葉”兩個字，拖著長音，揚著手，“二聲”，觀察了媽媽的眼神，又讀著“shuye”，手做了個轉折動作，“三聲”？

　　代凱在旁邊盯著，不時反問，“對嗎？”“對不對？”。陳思宇小心翼翼地從媽媽的反應中搜尋著答案。

　　雖然陳思宇已經8歲，陳詩媛6歲，但在做母親上，代凱仍舊是個新手。這8年，有一大半的時間，她在浙江、蘇州打工，少有的相處時間里，他們還是只知道吃奶、哭叫的嬰孩。

　　轉眼長大的孩子，讓代凱有些措手不及。在蘇州，她和同在一個工廠的丈夫可以無拘無束，周末的時候，逛逛吃吃喝喝，和所有年輕人一樣?；氐酱迩f，則要真切地面對自己的孩子。一道道數學題、拼音、寫字，擺在她和兒子的眼前，她還要再過一遍曾為作業頭疼的童年。

　　被代凱摁著做完兩份試卷，陳思宇再也坐不住了，“行了吧”，他跑出去偷玩手機，被發現免不了一頓訓。

　　他挺著肚子，噘著嘴，帶著哭腔，用手指著代凱，“憑什么你能看手機我不能看”。隨即，他意識到這是一場力量懸殊的對比，轉身走進屋里，丟下一個“哼”。

　　有著留守經歷的新一代農民工正在面臨或即將面臨“如何為人父母”的考驗，潘璐認為，他們在童年時期形成的家庭觀和人生觀將對自己的養育行為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這從根本上決定著新一代留守兒童成長的家庭氛圍以及他們的社會化過程。

　　相較于第一代留守兒童，有學者指出，大多數留守二代在襁褓之中（嬰幼兒時期）就進入了留守狀態。由于嬰幼兒時期父母的缺位，以及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替代，導致他們心理和認知存在一定偏差，尤其是在父母的認知方面可能會有嚴重的后遺癥。

　　平日里，代凱說話直接短促，也有一瞬，生活的萬般重壓都涌上來，她微微嘆了口氣，“現在不上學就像是不識字的文盲”。初中畢業后代凱去蘇州打工的電子廠已經倒閉了五年級成長手冊。

　　葛玉英作為第一代外出務工者，給尚在高中的兒子經常嘮叨的就是，“你看我沒文化，就只能出去打工，天熱就在外曬著，一天能掙多少錢。還是上學好，以后能坐辦公室吹空調。”

　　王冰波小時候，家里房子漏水，刮風下雨天，姐弟三人就往外舀水，咯咯吱吱的木頭門在雨水中泡得腫脹。劉明福三年級的時候，家里吃糧緊張，還需要姥姥送麥爸爸字怎么寫。

　　王冰波和劉明福所在的瓦屋劉村，正是程樓鄉中心，東西大街和南北大街交叉，形成了一個忙碌圈，中石化加油站、順豐快遞、京東家電在大道上延展著城市的觸角，各類五金門店、化肥種子店收集著不少客流，熟食店、各類超市也是齊備的。

　　30年前，葛玉英們去建筑工地掂泥，去新疆種地，到了年輕一代，大多走進工廠，在時代發展最前沿的流水線上工作。工資從一天幾塊，漲到一天幾百塊。

　　有錢了，回村子里蓋起敞亮的二層小樓，每年春節，在新蓋的房子里待兩個周，把孩子留下，然后又是一段漫長的離開。

　　潘璐表示，農村人口的城鄉流動自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在經歷了30年的蓄積與生發之后已經由最初的一種特異性的經濟行為演變為席卷并滲入中國農村社會的常態化的生活方式。農村勞動力流動對留守兒童成長造成的負面效應正不斷累積，通過代際循環的方式對整個農村人口的發展形成深遠影響。

　　走訪過多地調研的中南大學講師雷望紅說，二代農民工掙錢能力還不錯的情況下，與子代的互動要比上一輩要密集。此外，由于社會對留守兒童的關注度，更多農村家庭傾向于將年輕女性留在家中照顧小孩。

　　代凱從蘇州回家后，就在鄰村的玩具廠打零工。劉樓鄉被稱為玩具之鄉，這一近年來發展起來的產業吸納了不少年輕的媽媽。女兒陳思媛就讀的實驗幼兒園，附近已經形成了一個商圈。對面挨著兩家母嬰用品店，每個店鋪占地100平方米，擺放著各類嬰幼兒奶粉、紙尿褲。美妝店、化妝品店，也不斷出現在這條街上。

　　劉明福則成了瓦屋劉村罕見的年輕男性，去年他經朋友介紹開始做網絡游戲裝備生意，在家守著一臺電腦、一部手機就能有不錯的收入。陪兒子的時候，他會把手機調成靜音，騎著電動車，帶兒子到處轉轉。

　　王冰波有些后悔當年辭職，結婚前她在鄭州的一家藥店干到了店長，回家后常有種與世脫軌的感覺，“比較迷茫”。但真要做出選擇，她又是足夠堅決的，“小孩放家里太可憐了。”

　　她也擔心“父愛”的環節，丈夫在新疆，實在太遠了。她在平日里及時分享育兒文章給丈夫，“得多學知識，講給孩子聽。”

　　潘璐表示，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和對農村青年返鄉創業的政策性支持正在扭轉城鄉人口流動的結構和趨勢，這一進程步伐雖然緩慢，但已經顯現出新生代務工者重新嵌入鄉村的路徑與可能性。“青年務工者的回流不只是對城鄉經濟轉型的回應，對于農村人口、家庭乃至鄉村社會的再生產都將具有重要意義。”潘璐說。

　　“明年不讓他去那么遠的地方打工了。”王冰波說，兩個人在縣城租個房子，找一份穩定的工作，下班后能陪著兒子女兒，周末一家人去公園玩耍。這是她理想的生活場景。

　　前年，劉月的爸爸不再外出去務工，在幼兒園幫忙一起照顧孩子。放學后，爸爸騎著電動三輪車載著媽媽，劉月推著女兒，這是一家人以前未有的陪伴。

　　夏末，空氣中還有秸稈的焦味，黑夜綴著星星，蟲鳴一聲又一聲。劉月有時會和父親喝一壺茶，女兒田野在旁邊調劑，成了父女交流的一根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