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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伯庸:唐朝沒有張小敬

  • 來源: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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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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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讓突厥人得逞,最先失去性命的,就是這樣的人。為了這些微不足道的人過著習以為常的生活,我會盡己所能。我想要保護的,是這樣的長安——我這么說,你能明白嗎?”張小敬如是說。

張小敬曾在西域征戰十年,后因殺了萬年縣縣令而被投入死牢。由于突厥狼衛混入長安,而此時離上元節(即元宵節)還剩十二個時辰(即24小時),一場吞噬一切的劫難即將爆發。張小敬作為黑白通吃的邊緣人,被靖安司庶務官李泌視為拯救長安的唯一希望。

這是一個看上去無法完成的任務,何況張小敬對唐王朝已失去信心。

在破案過程中,張小敬特立獨行、玩世不恭,卻自有邏輯:為了升道坊里有一個專做畢羅餅的回鶻老頭,為了看大雁塔的小沙彌,為了普濟寺的雕胡飯,為了東市馴駱駝的阿羅約,為了舞姬李十二……長安是具體而鮮活的長安,一個個平凡的生命在其中掙扎,努力實現著卑微的夢想。因為他們,張小敬才愿付出犧牲。

隨著電視劇《長安十二時辰》熱播,這個被設定在1275年前發生的虛構故事再度引起熱議,它至少有兩點打動了人們:

首先,復原了唐代都市生活的種種細節,從108坊的建筑風格,到長安人的生活習慣,乃至各種名店與美食,儼然是一部穿越版的旅游手冊。

其次,展現出人性的復雜。張小敬是一位“反英雄”,喜歡抱怨,下手毒辣,卻忠誠于自己所相信的一切;對手曹破延狡詐、殘暴,可在主子面前,卻溫馴無比,在他內心深處,保留著對女兒的一份深沉的父愛;李泌(電視劇中改為李必)少年得志、前途無量,可他向往著修仙,他一邊扮演果敢、干練的能員,一邊又對塵世多變、人心惟危充滿厭惡……

《長安十二時辰》的故事猶如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圖》,述說著盛唐氣象。為深入這個故事,我們特專訪了原作者、著名作家馬伯庸。

寫長安,是為了試試自己的能力

北青藝評:您當初是如何想起寫《長安十二時辰》的?

馬伯庸:那是在知乎上,有網友提了一個問題:如果你給《刺客信條》寫劇情,會把背景放在哪里?《刺客信條》是一個沙盤類的電子游戲,主角穿梭于一個古代或近代的城市里,執行各種刺殺任務,我很喜歡玩。

看到這個問題,我馬上就想到了唐代的長安城。我想,如果有一個刺客在長安108坊中跑來跑去、執行任務,這是多有意思的一件事?因為唐代的長安城對我來說,是一個夢幻之地。在那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實在是一個創作者所能想到的最合適的舞臺。

我隨手答了幾千字,沒想到網友紛紛留言,都對這個想法感興趣。《長安十二時辰》就是在這個回答的基礎上,擴展而成的一部40多萬字的小說。到后來,它與游戲已沒什么關系了。

北青藝評:這本小說您寫了多長時間?

馬伯庸:寫了大半年,其中搜集資料用了很多時間,我還去西安實地考察了好幾次。

對我來說,寫唐代長安是一個特別大的挑戰,因為我希望小說盡可能靠近史實,在細節上要站得住腳,可相關資料太多了,而且用哪個不用哪個,不那么容易取舍。

此外,整個故事壓縮在一天一夜之內完成,這是非常難處理的。如果你寫幾千字,時間短一點會比較好處理,可《長安十二時辰》是40多萬字,需要持續保持張力。那時人們也沒手機,通訊落后,做事效率也比較慢,如何寫出節奏,把一個慢吞吞的古裝傳奇武俠劇,變成一個古代反恐題材的快節奏孤膽英雄戲,這是我給自己出的、一道極端艱難的考題。

我選擇這種寫法,也是為了試試自己的能力。

寫“牽鉤”,才有唐朝味

北青藝評:小說為何選擇以天寶三年(744)為背景?

馬伯庸:因為這一年沒發生大事。在史書上,這是平凡的一年,所以我才想寫。越是平凡的年份,越能凸顯出故事性——長安城差點兒就發生了驚天動地的事,但陰謀被及時拆穿,日常生活得以繼續。表面上越是風平浪靜,越能襯托出背后的驚心動魄。

此外,天寶三年,唐朝與突厥之間恰好發生了戰爭,乘突厥內亂,唐玄宗命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出擊,突厥慘敗,在此背景下,他們派一撥人到長安來搗亂,以緩解邊境的軍事壓力,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北青藝評:書中使用了“牽鉤”(即拔河)、干謁(古代文人為推銷自己而寫的一種詩歌,類似于現代的自薦信)等古代才使用的詞,這是為什么?

馬伯庸:我希望還原唐代長安人的生活細節,包括當時的人們愛說什么話、吃什么東西、周邊的環境、平時用什么,這樣才能展現出時代特色。如果我直接寫成拔河,味道就沒了。

北青藝評:書中有很多有趣的細節,比如曹破延冒充胡商進長安時,門吏對他有懷疑,批了個“未”字,在一番賄賂下,又改批為“聽”字,這種公文書寫方法是您想象出來的嗎?

馬伯庸:不,這是歷史事實。在敦煌,出土了許多唐代文獻,其中有唐代對公文寫作的要求,這個細節是依據相關文獻而寫的。

把外來文化轉化成中國文化

北青藝評:您為什么這么關注唐朝長安?

馬伯庸:我從小就對唐朝感興趣,那時是因為聽了《隋唐演義》的評書,后來又看了一些材料,對唐朝有更多了解,為寫《長安十二時辰》,又深入閱讀了許多材料。

在中國歷史上,長安城最接近現代都市。不同語言、不同種族的人們生活在這里,不論你是高麗人、波斯人、東南亞人,還是歐洲人、非洲人,長安都能包容,大家彼此生活在一起。唐朝原本是一個開放的朝代,擁有文化自信,可惜后來這種自信便越來越少了。

唐朝的開放,源于它開國時的氣質,對不同民族、市場經濟,都采取了包容的態度,所以海納百川、多元豐富,而后來的王朝對這些往往采取抑制的態度。

唐朝不避諱外來文化,而是將它化為己用。比如葡萄酒,本是西域特產,葡萄自漢代時傳入中原,中原曾試釀過葡萄酒,但應用范圍比較窄。整體來看,葡萄酒是舶來品,可出現在許多唐詩中,它就成了中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比如“葡萄美酒夜光杯”。當詩人們想起奢靡或異國情調時,他們就會寫到葡萄酒。

再比如白居易的詩中,有“半江瑟瑟半江紅”,而“瑟瑟”出自波斯語,本意是“玻璃”或“玻璃杯”,唐代詩人常用“瑟瑟”來表示顏色,比如杜甫的“雨多往往得瑟瑟”,對于今天的讀者來說,誰也不覺得“瑟瑟”是外來文化。

總之,唐朝的吸收能力、同化能力特別強。

張小敬只有一個優點

北青藝評:張小敬是一個爭議人物,匪氣較重,為何將他設定為故事的主角?

馬伯庸:張小敬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英雄,他有很多缺點,但他有底線,正是這唯一的優點,讓他成了拯救長安城的英雄,這本身就很有趣。在傳統文學中,少有這樣的人物,一提起英雄,就是“高大全”。

從“高大全”到“反英雄”,這是現代審美轉變的產物。比如早期動漫中的英雄,像超人、蝙蝠俠等,都是力大無窮,性格完美,而且相貌堂堂,可漫威開發出來的英雄,如鋼鐵俠、綠巨人、死侍等,都不能說是完美人物,他們在性格上各有缺點,卻讓我們覺得更親切。

當然,唐朝可能不存在張小敬這種人,因為唐朝是一個高度重視身份的社會,不大可能產生張小敬這種強調人人平等、重視每一個體生命價值的認識,這屬于現代人的價值觀。但只有展現出現代性,讀者才能理解,任何歷史小說都如此,每個歷史小說作家都會有所寄情,都會把自己的想法放進去。

雖然張小敬的理想破滅了,他的努力被別人利用,他自己也遭遇了背叛,但長安城的平民得到拯救,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任務已經完成,他獲得了成功。

北青藝評:在小說中,岑參的感覺有些滑稽,而賀知章又給人僵化、官僚之感,與普通讀者的印象不盡相同,為何這樣安排?

馬伯庸:我不認為小說中的岑參滑稽,他有自己的理想和堅持,只是今天的讀者對他有一種固定印象,覺得他是邊塞詩人,長期生活在軍營中。但人生有不同階段,年輕時岑參和當時的人想的差不多,也試圖走科舉之路,只是今天讀者不太知道這些而已。我希望捕捉不同歷史人物的變化,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一個人在年輕、壯年、年老時的想法與表現是不一樣的,岑參也如此。

至于賀知章,在《長安十二時辰》中,他有僵化、官僚的一面。其實,我們過去在課本上從沒說他不是個僵化的人,只是過于強調他是詩人,可事實上,他的主業是從政,副業才是寫詩,我們原來對他的了解不夠全面。

小說不可能奔著拍電視劇去寫

北青藝評:在網上,讀者對《長安十二時辰》評價不一,有的網友認為它是馬伯庸的代表作,也有網友說它是“美劇思維+大唐風物”,認為這是一本懸疑小說,還說它充滿野心,一開始就奔著拍電視劇去的,不如干脆寫成劇本,您怎么看?

馬伯庸:到目前為止,《長安十二時辰》是我自己最滿意的一本小說,但讀者有讀者的權利,對一部作品有不同看法,是再正常不過的事。

至于說“美劇思維”,我的寫作摻雜了各種因素,美劇也是其中之一。在今天,作家要學習不同的寫作風格,汲取不同的養分。

至于《長安十二時辰》,我覺得很難用某種類型去套,如果一定要套的話,最多只能比較寬泛地算成是歷史小說,因為它包含了多種元素,也可以稱它是動作小說、政治小說等,很難說它是嚴格意義上的懸疑小說。

至于說一開始就奔著拍電視劇去,這絕對是外行的觀點。電視劇是完全不同的專業,投資比較大,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中間有很多環節,不是你按著它的要求去寫就行。任何小說都不可能按這個方向去寫,就像沒有一本小說是奔著得諾貝爾獎去寫一樣,那樣寫出來的小說肯定也沒法得獎。

小說市場并未低迷

北青藝評:這兩年,小說市場較低迷,您怎么看?

馬伯庸:我沒注意到這一現象,我覺得小說市場依然很熱,和過去的情況差不多,寫得好就會賣得好,不可能今天好賣,明天就突然不好賣了,關鍵在于有沒有質量過硬的作品。

至于怎樣的小說好賣,這沒有一定之規,畢竟每位作家的風格不一樣,沒有統一的標準,但共性還是有的,就是足夠好看。小說市場比較直接,只有好看,讀者才會繼續看,不好看就根本看不下去。

小說的讀者群不會馬上變化,但閱讀方式會有變化,有的會買電子版,有的人會繼續看紙質書。

北青藝評:《長安十二時辰》收集了這么多材料,您今后還會寫其他關于唐朝的小說嗎?

馬伯庸:我肯定還會寫小說,但具體寫哪個朝代,現在沒定,畢竟每個朝代的特點都不一樣,看搜集材料的情況。至于會不會再寫唐朝,現在只能說,一切皆有可能。

自《長安十二時辰》后,我一直沒再寫小說,今年年初出版了《顯微鏡下的大明》,那是非虛構寫作。我最近這段時間就是在讀材料,每天至少讀一到兩個小時,既看專著,也看論文,專著更有概括性,論文則注重深入挖掘。不論閱讀什么,我都會做讀書筆記,至于總共留下多少字的讀書筆記,我也沒數過,因為很多存在電腦里。

總之,不斷閱讀,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有寫的靈感了。

寫小說的秘訣就是持續寫

北青藝評:《長安十二時辰》電視劇也引起了一些爭議,有的網友認為它與原著存在一些不同,您怎么看?

馬伯庸:小說是文本表達,電視是視覺語言,二者有完全不同的表達體系,肯定會有不同。從知道要拍電視劇第一天起,就放手讓編劇去改,我沒有參與其中的工作,而是交給更專業的人去自由發揮。我和我的團隊對此有共識。

北青藝評:在今天,很多年輕人有意愿寫小說,您對他們的建議是什么?

馬伯庸:寫小說的前提是,你得持之以恒地去寫。我不是天分特別高的人,從開始寫作,堅持到現在,也快20年了。在這期間,高考、上大學、找工作、結婚生子,都沒中斷過寫作。我見過很多有天分的寫作者,他們初期的文字感覺非常好,可因為種種原因,中途放棄了,等回過頭再想撿起來,那就太難了,文筆都生澀了。

其實上大學時,我學的是市場營銷,和文學不沾邊。上中學時,我的作文也只是一般好,算不上特別好。高中時寫了兩年日記,都是些流水賬式的東西。上大學時,我才開始寫小說,因為生活太無聊了,寫東西才能讓自己高興一點。那時也沒想過發表。寫東西的終極目標是讓自己爽,能讓別人爽,那是最好的,如果做不到,讓自己高興也行。

回頭再看當年的東西,確實比較青澀,但也有一些我現在不太能找到的闖蕩勁,那時敢寫,沒限制,更自由自在。

總之,一路寫下來,我也沒有什么明確的目標。剛開始在電腦里寫,后來在網上寫,再后來就出版了,這么一直走了下來。我覺得,只要堅持得時間足夠長,有人得到的回報多一點,有人得到的回報少一點,但不論如何,總會有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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