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記散文須先有“游蹤”。這是常識，也是“游”之要件。

●游記散文最不能無“我”。時下，游記散文的最大問題是充斥著各種風景、人情、世態甚至亂相，但唯獨無“我”，缺乏由作家眼里、心中透射出來的思想和生命之光。

●游記散文應樹立審美高標。游記散文往往枝蔓駁雜，尤其是在注入更多社會思想文化內容后，就易變得沉重呆板，審美韻致與詩性靈光受到抑制。

●視“游”如命的精神是游記散文更深刻的靈魂。今天的游記散文多是走馬觀花式的游玩、匆匆的草錄、心不在焉的隨性表達，最缺的就是徐霞客這樣的生命品質與精神境界。

游記散文古已有之，《洛陽伽藍記》和徐霞客游記可為代表。近現代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國門大開，許多人從鄉村走向都市，從國內來到國外，游記散文更是逐漸多起來，幾乎每個作家都寫過這一文體。然而，長期以來，游記散文卻備受學界冷落，沈從文在《談“寫游記”》中感嘆：“游記文學歷來不列入文章正宗，只當成雜著小品看待，在舊文學史中位置并不怎么重要。近三十年很有些好游記，寫現代文學史的，也不過聊備一格，有的且根本不提。”另外，當下的游記散文眾多，但普遍缺乏文體的自覺意識，可謂佳作難覓。因之，在游記散文的雙重困境中，應找到它的發展和提升之路。

游記散文須先有“游蹤”。這似乎是常識，也是“游”之要件。然而，許多游記散文淡化了“游”，有的則有“游”無“蹤”，亦無移步換景之妙，更無游之奇變。如不能很好展示“游蹤”，就很難寫好游記。不少現代游記過于強調社會思想意識，往往淡化了游蹤。余秋雨《文化苦旅》雖有游蹤，但并無“游”之波瀾，過于沉重的文化思考和大發議論往往將游蹤沖淡了。蘇東坡、徐霞客游記常有游之奇譎，郁達夫、艾蕪、沈從文的游記亦不乏“行”之曲折，但到當下游記則游蹤不顯，常被各種風景遮蔽和覆蓋，使游記變得平淡無奇。某種程度上說，游蹤不是可有可無，也非草蛇灰線，而是除了導游之功，更是故事、情緒、意趣和審美的牽引，就如小說的故事和懸念一樣，具有重要的價值功能。如蘇東坡《石鐘山記》以夜游之行蹤統攝作品，頗得奇幻和神妙。當然，游蹤除了實游，還有虛游，朱德發教授在《中國現代紀游文學史》中曾將后者概括為情感游歷、精神游歷、夢中游、憶中游等，即所謂的“神游”。

游記散文最不能無“我”。時下，游記散文的最大問題是充斥著各種風景、人情、世態甚至亂相，但唯獨無“我”，缺乏由作家眼里、心中透射出來的思想和生命之光。郁達夫曾說：現代文學的最大特點是，幾乎每個作家的每篇作品都包含個性，都離不開由作家生發的獨特的“這一個”，即現代的人格與精神。時至今日，游記散文可謂多矣，但其中往往無“我”或“少我”，無獨特的這一個“我”，缺乏由“我”呈現的時代、社會、思想、文化，更少有將現代與傳統的思想文化進行融通后再造的“我”。在這些游記散文中，我們往往看不到瞿秋白《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中那種大寫的“我”，也不易見到郁達夫《還鄉記》中“我”對世道人心的體悟，更難見沈從文《湘西散記》中“我”對包括水手和妓女在內的底層人生的心領神會，更不要說對于天地道心的參悟。于是，許多游記散文沒有個性、靈魂和精神。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中，沈從文寫道：“望著湯湯的流水，我心中好像忽然徹悟了一點人生，同時又好像從這條河上，新得了一點智慧。的的確確，這河水過去給我的是‘知識’，如今給我的卻是‘智慧’。山頭一抹淡淡的午后陽光感動我，水底各色圓如棋子的石頭也感動我。我心中似乎毫無渣滓，透明燭照，對萬匯百物，對拉船人與小小船只，一切都那么愛著，十分溫暖的愛著！我的感情早已融入這第二故鄉一切光景聲色里了。我仿佛很渺小很謙卑，對一切有生無生似乎都在伸手，且微笑的輕輕的說：‘我來了’。”這是由“我”之心底升華出的仁慈與智慧，也是進入天地大道后的感知，使沈從文游記散文獨具魅力。這種由“我”獲得的大道，值得當下的游記散文學習借鑒。

游記散文應樹立審美高標。與小品文、抒情散文相比，游記散文往往比較枝蔓駁雜，尤其是在注入更多社會思想文化內容后，就易變得沉重呆板。如描寫新疆、西藏等邊地的游記散文，其思想性和文化思考往往比較突出，但審美韻致與詩性靈光受到抑制。太多的游記散文變成知識實錄，沉溺于歷史、風俗、文化的考察，近于考古式的探索。一般說來，這也是游記散文所需，但卻不能因此堵塞了審美的氣孔，更不能傷害審美的靈動。否則，就把游記散文寫死了。其實，自古及今的中國游記散文都有審美詩性傳統，徐霞客是如此，李大釗、冰心、郁達夫、朱自清、俞平伯、林語堂、沈從文、徐蔚南、鐘敬文等也是如此，即使像瞿秋白這樣社會性很強的游記散文也不例外。如瞿秋白在《餓鄉紀程》中寫道：“小小的院落、疏疏的閑花閑草，清早帶些微霜，好像一任曉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