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裕商輔導學生。

　　編者按

　　11月6日，我省高校及社科研究機構(gòu)的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致甲骨文發(fā)現(xiàn)和研究120周年賀信精神，提出對傳承發(fā)展冷門“絕學”等工作的思考和建議。我省在甲骨文、天回醫(yī)簡、巴蜀圖語等多個相對冷門的社科領(lǐng)域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冷門“絕學”絕在哪里？有什么現(xiàn)實價值？科研人員如何守住寂寞取得突破？從本周起天府周末推出策劃“冷門‘絕學’有傳承”專欄，聚焦我省在研究冷門“絕學”方面堅持、創(chuàng)新、突破的背后故事。

　　120年前，殷墟甲骨文的出土，令中國商朝的歷史終于得到世界承認。120年來，以王國維為代表的大師、學者們孜孜不倦探尋其中秘密，解碼3000年前殷商社會生活圖景。

　　鮮為人知的是，地處西南的四川，曾是中國古文字研究的四大重鎮(zhèn)之一——著名史學大師徐中舒生前在四川大學成立古文字與先秦史兩個研究室，他主編的《甲骨文字典》，一直以來是甲骨文研究必備工具書。

　　11月2日，四川大學古文字與先秦史研究中心掛牌成立，四川的古文字研究重回公眾視野。徐中舒弟子、70歲的著名古文字研究專家彭裕商掛印出征，擔綱中心首席專家。甲骨文研究的冷門“絕學”，正在這里一代代薪火相傳。

　　□本報記者吳曉鈴文/圖

　　一本字典

　　“小米加步槍”編出不可替代的工具書

　　四川大學古文字研究的源頭，來自徐中舒。這位曾師從王國維、梁啟超等人的史學大師，在校期間的大量時間都用在了向王國維學習古文字上。1937年，徐中舒任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甲骨文研究從此在四川生根發(fā)芽。

　　“徐中舒先生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畢業(yè)論文，就是古文字研究的《從古書上所見的殷周民族》。”徐中舒孫子、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徐亮工說，這是徐中舒對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開端。后來，他在工作中便循著這個方向陸續(xù)寫出了《耒耜考》等文章，形成了一套史學研究的獨特方法——在史學研究界，王國維有著名的“二重證據(jù)法”，即研究歷史既要掌握文獻，也應重視地下出土材料，二者相互印證。徐中舒則提出在此之外，還應盡量與民族學、民俗學、工藝學等多方面的專業(yè)知識結(jié)合，形成“多重證據(jù)法”進行研究。

　　“這是一套極有特色，也相當先進的理論方法，對甲骨文考釋方法的完善做出了杰出貢獻。”彭裕商說，徐中舒認為古人造字，不會孤立地一個一個地造，字與字之間應該有相互聯(lián)系。“比如古代黃河流域普遍是穴居或半穴居，反映在文字上，‘穴’的甲骨文就像以土覆蓋在梁木上，意為穴居的窯洞；‘復’字，就像穴居前后有兩個通道，這就是復雜的穴居；而‘享’字，甲骨文像穴居上有一個煙囪，房子里的人在生火做飯，自然就是享受了……”

　　然而到了上世紀70年代，甲骨學的研究已近70年，學界卻并無一本對甲骨文有全面介紹的字典。盡管從上世紀30年代起，有學者也編過相關(guān)工具書，但它們各有側(cè)重，有的偏向字形羅列，有的以釋義為主卻字形簡略，無法了解文字發(fā)展脈絡(luò)。再加上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甲骨學取得重要進展，不少成果問世、亟須統(tǒng)一梳理呈現(xiàn)。在此背景下，《甲骨文字典》應運而生。

　　這本字典以徐中舒數(shù)十年研究的重要收獲為基礎(chǔ)，并廣泛吸收了學術(shù)界最新研究成果，堪稱甲骨文研究集大成的著作。

　　它最令人稱道之處，就在于首創(chuàng)了字形、解字、釋義結(jié)合的編纂體例。在字形上，字典把學術(shù)界已經(jīng)辨認出的1000多個甲骨文不同時期的寫法分別列出，讓讀者一眼了解甲骨文發(fā)展脈絡(luò)；解字部分，則對字的本義進行探索，比如“王”字，甲骨文上像一個斧鉞。讀者一看便知：有了武器，自然“王”很威嚴。至于釋義部分，還要講這些字在甲骨文中的幾種用法。“可以說，徐中舒先生數(shù)十年來在甲骨文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心得，都融入了這本字典里。”四川大學古文字與先秦史研究中心主任彭邦本教授說，古文字學一般人看來較為神秘，其研究較為精深，取得成績很不容易。“但徐中舒卻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迄今，這都是甲骨文研究的必備工具書。字典1988年出版，至今享譽學術(shù)界。”

　　令人唏噓的是，字典的誕生，僅僅是徐中舒帶著一個7個人的研究生團隊，在“小米加步槍”的條件下完成。彼時沒有數(shù)據(jù)庫，所有的甲骨文拓片材料，只存在于民國以來的各種書籍資料中。四川大學圖書館特藏室保留著羅振玉《殷墟書契前編》等珍貴線裝書籍，其中便有甲骨文拓本。字典的編撰團隊將幾十本這樣的資料借出來，用硫酸紙蒙在上面一一臨摹，最終成為甲骨文字典字形的來源。

　　一門研究

　　做實甲骨文研究的斷代

　　在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編纂時，作為學生的彭裕商承擔了甲骨文的斷代工作。當年字典編完，其他人紛紛離開，唯一剩下的彭裕商在甲骨文斷代研究上一做就是30多年，成為國內(nèi)這一領(lǐng)域的絕對權(quán)威。

　　“要不是趕在1978年報考了徐先生的研究生，我可能一輩子就只有擺路邊攤的命了！”彭裕商打趣道。

　　40多年前的彭裕商，只上了初中二年級。當時，他在成都紅光家具廠當一名改料工人。只是，這個身材瘦削的工人有一點不同，他非常喜歡看古書。白天上班，晚上8點到12點，彭裕商就會“雷打不動看4個小時古書，有時候看到凌晨兩三點”。書中幾千年前的王朝更迭、老莊孔孟的哲思，讓這位年輕人的思想自由翱翔在更加廣闊的領(lǐng)域。

　　古書中有很多通假字，是古人記錄語言時用一種語音相近的字來代替另一個字。幾千年后，古音發(fā)生了不少變化，因此了解當時的古音系統(tǒng)，是讀懂古書的前提。為了看懂古書，彭裕商找來一本1936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漢語音韻學》，在一年多的時間里自學，基本了解了中國古文字的音韻系統(tǒng)。這還不過癮，為了看更多的書、了解更多的古書知識，他在恢復高考的次年，直接報考了徐中舒先生的研究生。

　　彭裕商的成績相當戲劇性：英語1分，政治45分。但是他古漢語科目考了96分，所有考生中第一，單獨作為科目的作文《古文字學與歷史科學》，也考了85分。愛才惜才的徐中舒先生不拘一格將彭裕商收入門下。而再往后，英語成績就成了考試的“硬杠杠”。

　　驚險拜入大師門下的彭裕商，此后成為徐中舒的得力助手，也成為甲骨文斷代領(lǐng)域的學術(shù)權(quán)威。

　　1981年，彭裕商已經(jīng)碩士畢業(yè)留校任教。在參加中國古文字學的第四屆年會時，北京大學、吉林大學等高校均有人就歷組卜辭的年代有研究發(fā)言。四川大學彼時尚未有人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沒人發(fā)言讓年輕的彭裕商感到“傷面子”。回川以后，他一頭扎進甲骨文的斷代，即年代學整理。

　　這是甲骨文研究最基本的工作。商朝在殷建都兩百多年，細分殷墟出土甲骨的年代，將為其他從事商朝歷史、訓詁學等的研究人員打下堅實基礎(chǔ)。在此之前，甲骨學家董作賓已把全部殷墟甲骨按時代分為了五期，并提出分期的10個標準，也得到學術(shù)界公認。在此背景下，彭裕商要做的就是在原有基礎(chǔ)上更進一步，將斷代工作做得更細：先將甲骨按不同的字體和卜人等方式進行分類，再在同一類卜辭中劃分早晚。當斷代分得越細，就可以區(qū)分在哪一代發(fā)生了什么事，更準確地反映甲骨文所反映的歷史文化內(nèi)涵。這就需要研究人員充分應用考古學方法，結(jié)合甲骨在殷墟出土時的地層、周圍出土器物等情況進行綜合分析。

　　然而彭裕商并未學過考古，他再次開始了自學。為了看到殷墟發(fā)掘的第一手材料，彭裕商委托在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任職的四川大學校友為他復印了二三十本報告。這些書籍，總字數(shù)超過了百萬字。在兩年時間里，彭裕商夜以繼日看完了所有報告，并且把其中每一處灰坑、出土甲骨做了筆記和縮影。

　　啃這些大部頭書籍，彭裕商并不覺得枯燥，他覺得“讀書就該這樣子讀！”而此后的甲骨文分期斷代，“雖然很難，不好掌握”，但他表示“功夫夠了就懂了。不斷地讀，不斷地考察，看幾十上百遍以后，你就分辨得出來了。”

　　一種傳承

　　探索生生不息的中國文化之源

　　甲骨學作為冷門“絕學”，全國從事相關(guān)研究的不足百人。當彭裕商退休后重返學校帶領(lǐng)學生做課題，研究從瀕臨失傳，終于薪火相傳。

　　2016年，彭裕商在已經(jīng)退休后，繼續(xù)承擔了國家社科基金的一個重點課題：甲骨文的排譜系聯(lián)。這個課題，他帶著幾位學生一起做。彭裕商認為，當年徐中舒帶著學生做《甲骨文字典》，讓他受益良多，承擔這個課題，“既可以給學術(shù)界做點實事，讓學者們拿到這些材料就可以直接用，也可以幫助學生盡快成長。”

　　在彭裕商看來，這是一件相當有意義的事情。“我們現(xiàn)在提倡文化自信，古文字學就是了解中國歷史的敲門磚。它讓我們得以了解中國文化幾千年來就是如此生生不息，了解古人偉大之處。”

　　彭裕商的學生、曾遠赴浙江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的吳毅強，同樣是基于這樣的情懷，重新回到四川大學，從科技考古、識讀簡牘回到古文字研究領(lǐng)域。如此一門遠離社會現(xiàn)實的學科，依然吸引著吳毅強這樣的年輕人。“我們以前了解歷史，大多從書本上獲得。但現(xiàn)在看來，有些歷史，隨著研究的深入就有了不同的說法，我們可以通過追本溯源，不斷接近歷史真相。”

　　搞古文字研究，在無限接近歷史真相之外，文字本身的研究也很有意義。吳毅強說，中國人使用漢字，但這些字怎么來的，其實很多人并不清楚。古文字的研究，可以了解造字的本義，讓今人感受到古人的聰明才智。比如容易的“易”字，甲骨文就是一個容器的水在往下面的容器倒，水從一個地方到了另一個地方，就成了“易”，這個意思在現(xiàn)在的“易地”等詞語上還可以看到。正是隨著古文字研究的深入，學界才發(fā)現(xiàn)《說文解字》中有不少錯誤。

　　像吳毅強一樣投入彭裕商門下的，還有好幾位博士。在彭裕商正在進行的甲骨文排譜系聯(lián)以及即將啟動的《甲骨文字典》修訂工作中，他們不但負責專業(yè)，還利用計算機知識編寫了甲骨文字形檢索等數(shù)據(jù)庫，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年輕的在讀博士生王森正是其中一員。他說：“在搞古文字研究以前，說到中國古代歷史，我只能是一個聽故事的人。但是我希望通過自己的研究，有朝一日能夠站上課堂或者寫書，把更新的歷史和故事講給別人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