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祠，廟宇，民居，古街巷，圍墻……每處古建，凝結著無數匠人的心血。挺拔的屋脊，高聳的鑊耳墻，精美的陶飾、木雕、灰塑，東莞的祠堂是典型的嶺南建筑，但又不失自己的特點。它不僅代表建筑本身，更代表著時間的更迭與記憶流轉。

　　在東莞，村落的中心永遠是祠堂。

　　一座完整的村落，是空間與時間的見證。祠堂、民居、環境等等，這些具體的空間構建了村落的基本形態。但是，沒有累世的積淀，沒有聚落的文化和精神，村莊最終會分崩離析，漸漸化作了無痕跡的塵埃。祠堂利用空間的載體串聯起時間的波紋，連接先祖與子孫、傳統與現代的絲絲縷縷。祠堂是村人心中的神殿，在這個空間之中，人們對天地宗祖最樸素的感恩最終凝結成堅實的信仰。

　　東莞古村遍布各類祠堂，是極具嶺南廣府文化特色的建筑形制。祠堂文化起于中原，卻盛于嶺南。明代之前，祠堂建筑是階層的象征，只有皇族、權貴才有資格興建祠堂，普通家族只能在墳地設置簡單的家廟祭祀先祖。到了宋代，朱熹立《家禮》之后，有巨大功名的望族才開始零星修建祠堂。明嘉靖年間，在嶺南士大夫霍韜等人的倡議之下，皇帝擬旨下放修祠的權限。民間修建祠堂的風氣漸盛，嶺南地區尤為濃厚。東莞至今保留的古老祠堂，大部分修建于明清兩朝。

　　祠堂一般都分布在村落的風水寶地，背山面水，坐北朝南，講究極為嚴格。南社謝氏大宗祠及支脈晚節公、云野公、照南公等各支派宗祠，甚至百歲坊祠，總共30余座祠堂，大多分布在北側，面臨池水，背靠馬頭山。因為建村歷史悠久，人丁興旺，南側也有零星數家祠堂分布，都為后起的祠堂。

　　嶺南祠堂都有較為統一的規格，一般都為三進建筑，形成大小兩個天井，形成典型的“四水歸堂”，還寓有“聚氣生財”的吉祥意頭。中堂黎氏大宗祠對天井進行特殊的建造，細雨初下，打濕方形天井中間的部分，形成獨特的“金錢濕地”，被當地人稱為神跡。三進祠堂是霍韜沿襲朱熹對家廟規格的限制提出的形制，當時是不敢違背禮制，不落下修祠違禮的口實，卻成為后世統一的祠堂模式。

　　東莞石排中坑的王氏大宗祠占地將近2000平方米，前后長達80余米，整個建筑宏偉氣派，但依舊堅持了三進的規格，第一、第二進之間的天井空間開闊，儼然成為一個小型廣場。當時王氏族人為彰顯富貴，在建祠的時候還東西橫向擴建。普通祠堂一般設有兩排柱子，形成“三開”的空間，但王氏大宗祠設有四排柱子，形成“三進五開”的規格。

　　被稱作“五幢祠堂”的厚街方氏宗祠足有五進，在東莞極為罕見。據族人講述，方氏族裔在宋代為當朝郡馬，甚至傳說所娶的郡主流落鄉間，后來身份得到確認，但依舊定居東莞，不愿回京城。

　　東莞古村的祠堂建筑匯聚了中國傳統建筑的諸多精華，以木石為基本建筑原料，抬梁穿斗混合，木制結構架梁，形成前后舒緩延展的硬山頂式建筑。這種建筑空間水平舒緩，同西式建筑豎直向上的趨勢形成鮮明的比對，反映了中國宗族內斂克制，講求規矩的傳統。此外，祠堂還具有典型的中軸對稱結構，同樣表達了等級分明、秩序井然的價值理念。這些建筑特征適應了傳統村落的宗法理念，也說明講求“君臣、父子、夫婦”三綱秩序的儒家文化在嶺南民間的興盛。

　　祠堂建筑是實用與象征、達意的結合。廣府特色的祠堂少不了精美的“三雕一塑”（石雕、木雕、磚雕和灰塑），寓教于藝術裝飾，具有很強的教育、審美功能。黎氏大宗祠梁架上布滿蟲魚鳥獸、雷云如意等木雕，造型精美，檐壁之上還畫有《二十四孝圖》，用以告誡族人遵守孝悌，永葆宗族和睦。南社謝遇奇家廟的石雕是獨特的葡萄裝飾，具有典型的西域題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