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醫案就診全過程曝光:民航總院接診花費近4萬,轉朝陽醫院后繳費3萬
文 |《財經》記者 姚佳瑩 信娜 辛穎 實習記者 朱賀
編輯 | 王小
本文為《財經》與騰訊新聞獨家合作內容,謝絕轉載。
2019年12月30日,據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官方微信“京檢在線”發布,對在民航總醫院內殺害醫生楊文案的犯罪嫌疑人孫文斌,以涉嫌故意殺人罪移送審查起訴。
從批準逮捕到偵查終結,只用了4天。
悲劇發生在12月24日早上,北京民航總醫院急診科副主任醫師楊文在值班過程中,遭患者家屬行兇傷害,頸部嚴重損傷。終因傷勢過重,搶救無效,不幸去世。
事件發酵過程中,網絡上各種猜測層出不窮,真相愈發撲朔迷離。
12月29日,對于網上所傳的“兇手母親已被轉到朝陽醫院重癥監護室,并接受免費醫療”的信息,全國政協委員、著名神經外科專家凌峰獲得北京朝陽醫院官方回應:家屬自行從民航總醫院辦理了出院,并打了999急救電話,要去朝陽醫院。朝陽醫院讓家屬交了押金,辦理了住院,并沒有提供免費醫療。
犯罪嫌疑人孫文斌家屬也向《財經》記者證實,“在朝陽醫院已經交了3萬元”。關于涉案內容,“錄了口供、簽了字,不能往外透露信息!
在無盡的惋惜后,人們開始關注這一悲劇發生的原因,孫文斌95歲母親孫魏氏的診療過程成為了焦點。
民航總醫院一位醫生向《財經》記者介紹,在事發前,針對醫生不收患者住院,未作進一步規范治療,患者家屬確實向醫生提出過質疑。
然而,又是什么原因讓孫文斌的母親在急診重癥監護室治療半個月之久?醫院緣何“一床難求”?
留觀20天中楊文接診7天
12月29日,由于急診科兩名醫生請假休息,民航總醫院臨時從呼吸科和心內科各安排了一名醫生前往支援。該醫院一名醫師向《財經》記者表示,當日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急診科接診的患者超過百名。
根據《財經》記者獲得的民航總醫院診療記錄。2019年12月4日清晨7點左右,楊文醫生首診患者孫魏氏。在當日CT檢查申請單的臨床表現一欄,孫魏氏到達民航總醫院時的狀態是:納差4天(即食欲不良4天),意識欠清,近日肺部感染,臨床診斷顯示,醫生做出的判斷是肺部感染,消化性潰瘍以及心功能不全,并對是否存在腦血管病存疑。
當時需花費約717元做CT檢查,然而,患者家屬反對,未能順利進行。
民航總醫院的歷次用藥系統記錄著每位患者的用藥和項目檢查信息。該系統顯示,除了拒絕CT檢查,靜、動脈采血以及生化全項III等項目檢查均未能順利進行,只進行了心電圖檢測。
由于患者家屬“僅要求輸點液”,當日,楊文醫生開出了兩袋氯化鈉注射液,兩支醒腦靜注射液和一只注射用奧美拉唑鈉的處方,最后一種注射劑是用于消化性潰瘍急性出血的治療。同時,楊文為孫魏氏進行了急診搶救診察輸液。
而在此后的留觀期間,除了楊文,民航總醫院急診科的醫生幾乎都為孫魏氏申請過檢查,從檢查記錄可知,除了首診,楊文曾于12月6日、7日、11日、14至16日為孫魏氏進行診療,直至24號遇害。
該院系統顯示,當日凌晨四點,楊文一如既往地與科里王姓醫生換班,開始一天的工作。意想不到的是,孫魏氏的兒子孫文斌在若無其事地與其交談約20分鐘后,將其殺害。
在孫文斌行兇之后,患者及其家屬的情況受到關注。此前,民航總醫院醫護人員向《財經》記者介紹,患者家屬從入院時就比較激動,多的時候七、八個家屬都在搶救室陪著,每個人看起來都挺容易激動的。
《財經》記者走訪了解到,犯罪嫌疑人孫文斌是兄妹五人中最小的弟弟。他有三個哥哥和一個姐姐。據一位與孫家相識的人介紹,其母親大部分時間與二兒子住在一起。
孫文斌的一位兄長如此前網傳,在一所大學餐廳工作!敦斀洝酚浾邚囊晃恢槿耸刻帿@悉,孫家排行第三的兒子,確實在北京朝陽區某大學內一家校園餐廳擔任經理一職,2015年前后退休。
提起家里最小的兒子,即孫文斌,上述知情人士回憶,身邊的人都知道,孫經理沒少幫這個弟弟,但后者前前后后換了多份工作,“他的弟弟也曾在這所學校食堂負責采購,不久后便離職了”。
這位知情者曾在工作中,與孫文斌打過幾次交道,“人有些內向,沒什么朋友”。
上述知情人士介紹,學校在建設過程中征用了孫家三子的土地,后在校內為其解決了工作問題!八闵霞影噘M,餐廳經理的工資在1萬元左右,退休工資差不多6000左右。”上述知情人說,并且每個月會給其一部分占地補助費等,大概幾千元。
與網絡上“易激動”的患者家屬形象不同,在王木眼中,孫經理是一個“隨和”的人。王木曾在其管理的餐廳工作了三年!斑^年期間,他會優先安排家住附近的員工值班,讓外地的人能早些回家”,上述工作人員家在西北的某座城市,某年,他曾因家里的突發情況數次請假,“孫經理都盡量安排準假”。
與孫文斌的姐姐相識的一對老夫婦在看到網上的信息后頗為訝異。這條信息顯示,孫文斌的姐姐曾“威脅要繼續殺人”。這與老夫婦口中的“小孫”頗為不同,“她為人熱心,看到我們提著菜,會主動幫忙”。
然而,悲劇還是發生了。12月30日,楊文醫生遇害后的第六天,民航總醫院急診科內,仍不時有人送來悼念的鮮花。
“一床難求”的醫院
12月27日,民航總醫院舉行楊文醫生的追悼會。當日,孫魏氏辦理了轉院。然而卻留下了一個謎題,醫患間到底發生了什么?為何起初患者家屬拒絕做檢查?
無法從急診轉為住院是患者家屬與院方的一大矛盾點,而這對孫魏氏家屬或將意味著承擔更多治療費用。
孫魏氏屬于征地超轉人員。根據《北京市征地超轉人員服務管理辦法》,超轉人員享受北京市城鎮退休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待遇。這意味著,孫魏氏在急診檢查治療,一年的最高報銷額度為兩萬元,而倘若住院,一年最高可累計報銷30萬。
“患者年紀大、多并發癥、病情復雜嚴重。到了年底,可能門診、急診的報銷額度都用完了!泵窈娇傖t院一名醫生向《財經》記者表示。
首診當日,楊文醫生建議進行的項目檢查和藥品總費用共計約2700元,其中,實際發生的診療費用為508.54元,由于患者家屬拒絕做檢查項目,未實施的項目則共計約2200元。在往后的急診留觀時期,患者家屬很少再拒絕院方建議的診療方案,直至孫魏氏轉院,檢查和用藥費用約36000元。
對焦點問題民航總醫院未將患者收治住院的原因,網上各路信息流傳三個版本,一、因臨近醫保控費年底結算,醫院不愿收治。二、患者家屬態度激動,醫生對收治住院有顧慮。三、普通病房沒床位。
上述民航總醫院醫生向《財經》記者坦言,醫院年底的醫保額度確實緊張,但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主要還是患者家屬情緒極端,不斷地吵鬧、威脅醫生。急診科醫生將患者轉向住院部時,一般會先進行篩查,根據疾病譜聯系住院部對應科室,并將患者病情、家屬情緒、配合程度等信息與住院部醫生溝通。”民航總醫院一名住院部醫師告訴《財經》記者。
醫保結算,醫院是可以拖延的,把這筆費用結算到明年。“實際上,一些正在住院患者的費用我們就會這樣處理!鄙鲜雒窈娇傖t院醫生坦言。
而對于沒有床位的說法,民航總醫院每月都會進行內部科室考核,考核內容包括出院患者數、超過30天的住院患者數量、平均住院日、搶救成功率等,在考核標準一欄,平均住院日不超過12天為達標。在11月的內部考核結果中,各科室的平均住院日期一欄均達標。因而,不至于兩周沒有床位。
在一篇以楊文同事身份介紹患者就診經過的文章中也有解釋,“天天犯渾的一家人,誰敢接診收治?”
年底考核指標較多,醫生收患者確實有選擇性。北京一家公立三甲醫院醫生向《財經》坦言,“像95歲的高齡危重患者,在急診搶救病情又不見好,收治住院肯定首要考慮家屬態度,萬一老人最終沒治好也不想惹麻煩。”
就未收治住院的具體原因,民航總醫院院方對《財經》記者表示,不予回應。
無論這一個案中的真實原因如何,公立醫院醫生所要面對的此類情況很普遍。多位醫生向《財經》記者介紹,一方面,他們在患者對治療方案的質疑和醫療治愈能力的客觀有限間做解釋,一方面在上級考核指標與醫院營收任務中掙扎。
在中國,大醫院醫生的超負荷工作,眾所眾知,而在擁擠的人群中穿梭看病也幾乎是每一個人都有過的經歷。當“看病難”成為醫患雙方每天都要面對的困局,彼此之間的信任和善意也在被日益消磨。
除了應對患者,醫保額度、床位周轉率、藥占比等每一項指標都壓在肩上。
所謂的醫保額度,其實是醫保支付的總額預付,基于醫院的歷史信息、考慮一定年度增長率確定下一年對醫療機構的預付總額度。本意是為了激勵醫院控制成本、減少醫療費用的不合理增長。
一位地方醫保部門工作人員告訴《財經》記者,醫院到年底會有總額預付額度用完的情況,“但是醫院以這個理由拒絕接待患者是不合理的,在醫保同醫院簽訂的協議中明確規定不允許。”
但在實際執行中,醫院往往以采取少收病人、減少醫療服務等應對措施。一位三甲醫院科室主任向《財經》記者介紹,醫院會將指標分解到每個科室,每周都會統計醫保費用數據,每個月開會都會強調,誰也不想每次開會都被批評吧。
既然醫?刭M工作從年初就開始,為什么總要等到年底才出問題?
“年初不會過分強調,大家手腳被束縛了影響醫院營收增長怎么辦,所以通常就年初松,年底緊!鄙鲜鋈揍t院科室主任說。
除了醫保額度,衛健委對公立醫院考核指標的也是影響醫生對病人選擇的因素之一!安粌H上面考核,醫院互相之間都比較這個指標,越高的周轉率說明治愈的病人越多,創造價值越高。”上述三甲醫院醫生說。
問題指向了患者數量。北京大學醫藥管理國際研究中主任史錄文向《財經》記者分析,公立醫院的醫療服務價格固定,那么醫院想要增加收入就必須通過增加醫療服務,希望更多的患者來就診。
患者與醫院的目標不謀而合,他們涌向大型公立醫院,因為那里有最好的醫生,他們擁有最好的技術,會采用最先進的設備。然而,患者越向大醫院聚集,矛盾也就越集中。
動脈網數據顯示,2018年基層醫療機構數量占比95%,但診療人次占比僅為55%;而數量占比僅為3%的醫院,診療人次卻高達41.2%。
“三級醫院門診量的增速明顯高于基層醫療機構,有悖于我們最初啟動國家醫改時的目標。”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劉國恩在此前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曾說。
當矛盾最終在醫生和患者之間爆發時,癥結卻如此遙遠。史錄文認為,這既有醫療系統內的問題,也有整個社會對醫療服務系統定位的問題。醫保方面正在在探索對醫療服務的戰略性購買,希望通過更精細的支付方式引導患者的分級診療。但是如同此前的諸多嘗試,如果我們不能在社會系統內解決公立醫院的收入模式,那么醫保支付的引導效果將非常有限。
(文中王木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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