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華東師大教授的震撼演講：如果外部環境期待我們撒謊，我們至少保持沉默

演講人|朱國華（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主任、教授）

來源|華東師大中文系

6月23日，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主任朱國華教授，參加2020屆畢業典禮并發表致辭。他的演講對剛結束了中考和高考的學生來講，一樣具有振聾發聵的意義。

各位同學：

下午好！

首先，我祝賀大家完成學業，開啟人生的新篇章！今年的畢業典禮首次采用線上和線下同時進行的方式，這當然顯示了科技昌明給我們帶來的遠距離溝通的便利，但更充分表現了我們應對疫情的無奈。

新冠病毒從去年年末對人類社會開始發動攻擊以來，迄今為止并沒有減緩它肆虐的強度，我們依然沒有找到對付它的有效武器。因此，全球社會也承受了二戰以來最為深重的災難。

這些災難不僅僅包括生命財產的損失，還包括我們精神世界所感受到的黑暗和暴力，特別是，新冠疫情本來可以帶來更廣泛的真誠合作，但實際上，它在許多方面加劇了人類心靈本已存在的裂痕和創傷。

在美國，政治正確的支持者們與新自由主義的擁護者們相持不下，在中國，有所謂前浪和后浪的沖突，有左右之爭。

對同樣事實發出不同的評判，本屬正常，但如今，歧見雙方往往寸土不讓，分毫必爭，相摧相激，相爭相訐，相互之間自認占據道德制高點，將自己的邏輯往最銳利、最極端處發揮，而不給對方留下任何言論余地。

這是我們所共同面臨的言論環境。對這個時代的這種精神氛圍的感受，讓我想起了明清之際的大儒王夫之，他痛心疾首，將他置身其中的時代風氣稱之為戾氣，并且認為彌漫在整個晚明社會包括君臣之間的嚴酷苛責、好勇斗狠的社會習性，應該為大明帝國的死亡承擔責任。

無獨有偶。明末有一位醫學家吳有性，在其《溫疫論》中指出，“夫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边@種異氣，也就是邪氣，他命名為“戾氣”。當然，他說的這種戾氣可能具有更強的物質性，它顯然與王夫之提到的，那種作為寬仁中和之氣對立面的戾氣遙相呼應。

當然，我們并不生活在明季。任何一個不抱偏見的人都會承認，四十年來，中國社會取得了令人矚目的輝煌成就。然而，毋庸諱言，整個社會在智性的進步上還有許多路要走。

我不想探討當今世界何以出現普遍性的社會撕裂，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思考的是，在面臨這種挑戰之際，我們可以做些什么。

半年多來，我們目睹著醫護人員英雄們為保護我們的生命安全，做出了可歌可泣的貢獻，做出了壯烈的犧牲。在座的和在線的各位，是不是曾經發出過“百無一用是書生”的慨嘆？作為人文學科的書生，我們讀書何用之有？

這里我想做個我個人的回答，那就是我們最低限度還可以保持住對真理的忠誠。

我并不想把這個問題引入哲學的思考，不想論證真理是什么，只想跟大家分享兩個常識性的看法。我相信，正是我們遺忘了包括這兩個看法的常識性觀念，才會時常處在話語的暴力沖突之中。

首先，我們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一定要遵循客觀化的原則。特別是，我們要有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意識，不能自居為真理化身。

馬克思曾說：“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屬于我一個人，而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

由此可見，個人所持觀點并非屬于個人所有，而屬于公共領域；它也要求我們對自己是否達到真理性認識，要保持一種謙遜和警醒的態度。

對中國古人來說，這個叫澄懷觀道，對阿多諾這樣的新馬克思主義者，叫做“客體性優先”。我們應當盡可能多地摒棄自己先入為主的主觀意識，并要求自己聆聽別人的聲音。

但說到別人的聲音，就有可能是我們不喜歡聽的聲音。這正是韋伯在《學術作為志業》的著名演講中提請我們注意的。

他說：“如果某人是個中用的教師，那他的首要任務就是，教他的學生承認不愉快的事實，我所說的不愉快，指不符合自己的立場觀點。對于任何立場觀點來說，也包括對我個人的，都有這種不愉快的事實。我相信，如果一位老師能夠迫使他的聽眾，習慣于這類不愉快的事實，那他所取得的，就不僅僅是知識成就了，我會不客氣地使用‘道德成就’這個說法。”

他又說：“事物雖然不美、不神圣、不善，卻可以是真的，還不僅僅如此，真就真在不美、不神圣、不善上，這是一個日常真理�！�

顯然，在確認自己完全正確，相信論辯對方是腦殘、弱智、漢奸、公知、自干五等等的基礎上，真正的富有真理性的討論是不可能的。

在此之時，我們并不是表達對真理的忠誠，而是對自己價值觀的表達，甚至是對某種激情的宣泄。

如果缺乏了寬容精神，如果我們還是以斗爭思維來抹黑跟自己觀點不同的人，如果總是用價值論的是非來替代認識論的真偽，我們的爭論就會變成不具建設性的爭吵甚至爭斗，我們就會不斷生產當代特色的戾氣。

我絲毫無意說一個人可以放棄自己的價值立場，絕不是說，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也絕不贊成，為了獲得某種虛假的和解幻象，而敉平所有論點的鋒芒。

科學哲學家巴什拉說：“真理只是在爭辯之后才會呈現其全部意義。不可能存在第一性真理，只存在第一性謬誤�！睜庌q當然是極端重要的，而且，這與我想要提到的第二個論點緊密相關，它來自236年前康德發出的呼吁：要有勇氣公開地運用我們的理性。

這里我想強調的重點是勇氣。真理的探索是艱難的，是因為我們大部分時候是不思考的，我們的行動，是被構成我們日常經驗的信念和既有的知識體系所支配的，我們喜歡答案不喜歡提問，我們喜歡安全，而不喜歡我們的精神體系受到威脅。

要想獲得真正的新知，就要有向我們熟知的感知框架或解釋系統宣戰的勇氣。這不僅僅對科學真理如此，對社會真理也許更是如此。

在政治正確成為普遍性真理的美國社會，非裔女性保守政論家歐文斯說弗洛伊德不是英雄，她是需要勇氣的；而在中國，當鐘南山院士飽含熱淚說，李文亮醫生是個民族英雄，他也是需要勇氣的。勇氣有大有小。

我們也許沒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偉大勇氣，我們也不該要求每個人能夠擁有這樣的理想和激情，但是，如果某些外部形勢期待我們撒謊，而我們依然能夠保持沉默，這也是一種忠誠于真理的勇氣，依然值得贊美。

我一方面強調客體性優先，另一方面又要堅持主體性的言說勇氣，我相信論辯雙方也許處在追求真理的不同層次和階段上，并不必然產生你死我活的沖突，這樣的構想是否是一個烏托邦？

也許是。但至少，在宋代，無論是王安石和司馬光之間的新、舊黨之爭，還是朱陸之間的鵝湖之爭，都顯示了君子之爭的磊落胸襟和浩蕩情懷。

我不了解實際上充溢于朝野之間的這種圣賢氣象，是否是中國文化能夠“造極于趙宋之世”背后的社會條件？

我也不知道，伴隨著對真理的共同的追求，我們是否能夠在積極的論辯中更多地消解怨毒之氣，更多地以物觀物而不是以我觀物，更多地對對方立場加以同情性理解，并在他者化的視野下，能夠更好地審視、拓展并提升自己？

無論如何，我們的大學生涯的首要意義，就在于求知、明理。如今，我們即將告別校園，也將成為負有更大責任的社會成員，如果我們立志守住清明的理性，也許我們就為未來的社會，帶來了幸福的承諾。而這首先就要求我們忠誠于真理。

年輕的朋友們，未來屬于你們！愿真理之光，永遠照亮你們前行！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