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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為什么花那么大力氣去做“文物援外”

  • 來源: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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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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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96年,溫州人周達觀奉命隨團到真臘國(在今柬埔寨境內)考察,將吳哥王宮的盛況記入《真臘風土記》。

700多年后,柬埔寨又將吳哥古跡中最核心的部分——王宮遺址正式交給中國工作隊進行綜合研究、保護與修復。“王宮遺址修復項目不僅涵蓋了對古跡的保護與修復,同時也將著重于王宮遺址整體的考古研究以及石刻保護與展示利用等方面的工作。”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柴曉明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說。

日前,中國文物保護工作隊相關人員已進入王宮遺址進行勘察。擺在眼前的不只是一份信任,也是保護吳哥古跡26年來的一次新挑戰。

那一年,參與周薩神廟維修保護工程的中國專家姜懷英到達吳哥古跡,面對約30畝的范圍、5000余塊散落的構件,他感受到了無形的壓力

從1988年起 參與國際合作

將日歷翻回到1992年,吳哥遺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同年,由于遺址本體與環境的破壞十分嚴重,又被列入世界瀕危文化遺產名錄。1993年,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國際文化遺產保護行動——“吳哥古跡保護國際行動”拉開大幕。作為最早參與者之一,中國積極參與吳哥古跡保護——從1998年開始,先后在周薩神廟和茶膠寺分別開展了保護修復項目,目前兩項目均已完成。

作為中國政府首次大規模參與的文化遺產保護國際合作項目,周薩神廟維修保護工程是中國參與吳哥古跡保護國際行動的第一期援助項目,于2000年正式動工。

那一年,參與周薩神廟維修保護工程的中國專家姜懷英到達吳哥古跡,面對約30畝的范圍、5000余塊散落的構件,他感受到了“無形”的壓力:“那時,修復保護吳哥古跡以歐洲人為主,他們說,中國的文物是木結構為主,你們沒修過吳哥窟,沒有經驗。沒個3年5年,你連吳哥的門都進不來,還能修好?”

2008年末,周薩神廟維修保護工程順利告竣,中國文物保護工作隊交出了亮麗的成績單——修復后的周薩神廟基本恢復了原有建筑格局與藝術風貌。中國文物保護工作者以實際行動回答了8年前的“質疑”。“該工程贏得了柬埔寨政府、國際組織以及各國同行的高度贊譽。” 柴曉明說。

“我們以國際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相關理念、法規、憲章、準則為依據,以中國保護實踐為借鑒,非常完整地完成了茶膠寺的修復保護。值得注意的是,相關研究貫穿整個修復過程。”

“茶膠寺是一個轉折”

除中國外,參與吳哥古跡保護修復與研究的國家還包括法國、印度、日本、美國、德國、意大利等。法國保護修復癩王臺、豆蔻寺等;日本保護修復巴揚寺、斑黛喀蒂寺、吳哥寺北藏經閣等;意大利保護修復比粒寺;德國保護修復神牛寺和吳哥寺雕刻;美國保護修復圣劍寺和塔遜寺;瑞士保護修復女王宮……各國在合作保護的同時,也在這個國際文化遺產保護理念和技術的競技場上各顯身手。

從周薩神廟維修保護起,中國已參與吳哥古跡保護20余年。“茶膠寺保護修復工程是一個轉折。”柴曉明說,“從文物保護行業來說,對茶膠寺的修復,展現了中國的文物修復保護理念、傳統技藝和技術水平,也體現了我們對文化遺產的認識水平。”

茶膠寺是吳哥遺址中最雄偉且具有典型特征的廟山建筑之一,代表了公元10世紀末至11世紀初吳哥廟山建筑發展的一個歷史節點。“我們以國際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相關理念、法規、憲章、準則為依據,以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實踐為借鑒,非常完整地完成了茶膠寺的修復保護。值得注意的是,相關研究貫穿整個修復過程。”柴曉明說,“同時,我們為柬方培養了一支文物保護工程技術團隊。”

正如相關專家所評價的:“茶膠寺項目使文物保護中國隊從與其他國家隊齊頭并進,逐漸變成了領跑者之一。”

一系列文物保護援外工程的開展,體現了中國在文物保護方面的實力和擔當,提升了中國在國際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的影響力。

逐步展現出獨特的活力

在中國文物援外之路上,吳哥古跡保護無疑是成功的范例。“中國對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上的寶石——吳哥窟的保護與發展貢獻巨大,項目質量優異。這大大加強了該國的國際行動力和普遍影響力。”保護吳哥遺址國際協調委員會科學常務秘書阿澤迪納·貝肖克教授如是評價。

但參與吳哥古跡國際保護行動只是中國文物援外之路的起點。2014年,中烏雙方決定在烏茲別克斯坦花剌子模州希瓦古城選擇歷史文化遺跡共同開展修復保護工作,包括阿米爾·圖拉經學院和哈桑·穆拉德庫什別吉清真寺文物本體保護及周邊環境整治工程。

相關專家認為,中烏在花剌子模州希瓦古城進行合作修復,體現了和平、合作、共享的新絲綢之路精神。

2015年4月尼泊爾地震后,作為“加德滿都谷地”世界文化遺產重要組成部分的九層神廟局部倒塌,整體變形嚴重。中國政府迅速展開援助行動,國家文物局選派專家組實地調研,形成了《中國政府援助尼泊爾文物修復建議的報告》。最終,九層神廟保護修復項目成為中國在尼泊爾首個大規模文物援外項目。2017年8月,該修復工程正式開工。

“一系列文物保護援外工程的開展,體現了中國在文物保護方面的實力和擔當,提升了中國在國際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的影響力。”柴曉明說。

“法國巴黎圣母院發生火災后,第一時間請中國文物專家參與討論。國際文物保護需要中國的參與,說明我們得到了國際同行的認可。”

 由跟隨者變成參與者

“中國參與一系列文物保護援外工程,大大推進了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理念的進步,其中也包括文保技術的進步。”柴曉明說,“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也從跟隨者漸漸變成了不可或缺的參與者。”

在柴曉明看來,在國際文物保護領域,中國的參與度逐漸提升,為國際文物保護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國是文明古國,文物古跡不僅數量大,而且種類多,包括遺址、墓葬等,我們的文物保護實踐給國際文物保護界提供了活生生的例子。”柴曉明說,“法國巴黎圣母院發生火災后,第一時間請中國文物專家參與討論。國際文物保護需要中國的參與,說明我們得到了國際同行的認可。”

這認可也是中國文物保護界和國際同行不斷交流經驗、不斷思想碰撞的結果。

作為中國文化遺產保護“國家隊”,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參與了多個文物援外工程。在項目開展過程中,中國文物保護專家和國際同行不斷討論,有時候會爭得面紅耳赤。在這種互動過程中,大家的文物認識和文保技術都在不斷提升。

柴曉明舉例說:“‘修舊如舊’‘最小干預’是文物保護的國際共識,但在這些共識下,各國又有自己的做法。在吳哥古跡保護修復過程中,如果確定用古代的方法解決不了,需要引入現代的技術和材料時,我們強調要‘可逆’,即隨著材料和技術的發展,材料可以隨時更換,而不會對文物本體造成破壞。但也有別國專家提出不同意見。正是在來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專業的各國專家與學者的相互學習、交流、激勵過程中,逐步凝練出具有國際視野的文化遺產保護學術體系與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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