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考察浙學，首先需要對“浙學”這一概念做必要的分梳。所謂“浙學”，大致可以從廣義和狹義二重維度加以理解。狹義上的“浙學”與朱熹提出的“浙學”概念相關，這一視域中的“浙學”所涉及的主要是宋代的特定學派。廣義上的“浙學”則既在時間上不限于宋代（不僅應向前追溯，而且需往后延伸），又在內涵上更為寬泛。這里需要將廣義的“浙學”與“浙東學派”“浙東史學”等學派形態做一區分：“浙學”首先關乎地域性，可以視為“浙”地形成的各種學術和思想的統稱，相形之下，“學派”則有自身的宗旨、學脈的前后傳承，所謂“浙東學派”“浙東史學”以及“永康學派”“永嘉學派”等，便屬于后一意義上的學派。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談到“浙東學術”時，主要便著眼于其在學派意義上的內在脈絡：“浙東之學，雖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陸氏，而通經服古，絕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陽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復與朱子抵牾。蕺山劉氏，本良知而發明慎獨，與朱子不合，亦不相詆也。梨洲黃氏，出蕺山劉氏之門，而開萬氏弟兄經史之學；以至全氏祖望輩尚存其意，宗陸而不悖于朱者也。”（《文史通義·浙東學術》）不難看出，這里的浙東之學，一方面被賦予兼容并包的學術取向，朱陸之學皆為其所納，另一方面又主要以心學為其思想主脈，后一意義上的浙東之學，與基于地域的廣義“浙學”形成了某種對照。

如上所述，朱熹與“浙學”這一概念具有比較獨特的關系，一方面，他較為明確地提出“浙學”這一概念，另一方面又對其做了狹義的理解，認為“浙學卻專是功利”（《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三），這一理解中的“浙學”，指向的主要是宋代事功之學。不過，從地域性的角度看，“浙學”的內涵顯然不限于朱熹所界定的與事功相關的學術思想。事實上，即使在宋代，“浙”地除事功之學之外，還有呂祖謙、張九成等具有理學趨向的思想家，在宋代之前以及宋代之后，“浙”地之學更呈現復雜多樣的形態。就此而言，“浙學”顯然不能限于事功之學。

從時間之維看，“浙”地之學并不限于某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浙學”的開端可以追溯到漢代的王充：王充無疑可看作是“浙”地之學早期的重要代表人物。王充之后，“浙學”又經歷了相當長的演化過程，至近現代，“浙”地之學依然代有人出，諸如章太炎、王國維、馬一浮等，均為其選，到晚近，尚有金岳霖、馮契等當代學人。盡管與近現代學術活動在空間上的擴展和地域性的突破相應，近現代及當代“浙”地學人的學術活動在地域上已不限于“浙”地，但從其學術風格上，仍可以看到“浙學”的某種印記。

二

就歷史的角度而言，“浙”地的學術衍化有其獨特性。如所周知，齊魯之地在孔孟荀之后，似乎既沒有出現氣象和格局較大的學派，也未能持續不斷地產生具有創造性、系統性和廣泛影響的思想家。宋代后，洛學、閩學、關學、蜀學、湖湘之學等先后而起，但其關注之域較為限定，而且除開創者之外，后續也較少形成重要的、有原創性的思想家。與之有所不同，“浙”地之學呈現某種持續發展的態勢。除了宋代的婺學或金華學派，永康學派，永嘉學派，張九成的橫浦心學，楊簡、袁燮、舒璘、沈煥等所代表的四明學派等之外，宋以后，明代的王陽明及浙中王門，明清之際的劉宗周、黃宗羲，清代的章學誠，近代的章太炎、馬一浮，直到金岳霖、馮契等具有現代意義的重要學者，都可以視為廣義的“浙學”的不同代表，這樣不絕如縷、代有人出、延至現代和當代的地域性學派，確實較為少見。從氣象的博大、學術的創造性、延續的歷史持久性以及涉及的廣度等方面看，“浙”地之學在整個中國文化演進中無疑具有獨特的地位。

當然，以“浙”這一地域來命名“學”，還只是以地域性概念涵蓋學術思想，僅僅關注這一方面，往往會顯得頭緒紛繁。歷史地看，在學術思想的衍化中，地域性與學派性常常彼此重合，如宋代理學的關、閩、洛之學，其形成之初便既涉及相關地域，也關乎同一學脈，盡管其后學未必在地域上同屬一地，但學脈上卻前后相續，與之相應，對以上諸種學派的考察，也較易把握其學術理路。“浙學”與上述學派顯然有所不同，它在呈現地域性品格的同時，并不存在單一的學派傳承。從學術趨向看，同為“浙”地之學，有的側重哲學，有的偏向歷史，其中的學術進路、學術方向也各有不同，即使在哲學之域，也有理學、事功之學等分野。這樣，從什么方面把握“浙學”的內在脈絡，使之呈現多樣而不雜亂的形態，便是需要關注的問題。這里，可以從浙學的為學特點或精神取向上，對此做一大致的考察。概括而言，從王充到現當代的“浙學”人物，其總體的學術特點體現于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是批判意識。對以往思想，“浙學”往往不是簡單認同，而是注重批判性的回顧，從王充開始，便展示了這一學術進路。漢代的王充著有《問孔》《刺孟》，對當時已被奉為正統的孔孟之學提出種種質疑。在王充看來，“伐孔子之說，何逆于理”（《論衡·問孔》）。而他確實也根據事實和邏輯，對孔子的諸種言論提出了種種異議。宋代的陳亮與葉適，對同時代的理學同樣也有多方面的批評，如葉適責難理學“專以心性為宗主，致虛意多，實力少，測知廣，凝聚狹，而堯舜以來內外交相成之道廢矣”（《習學記言序目》）。明代王陽明的心學雖然也屬廣義的理學，但對正統的理學卻呈現不同的哲學立場：其心學事實上已偏離了以朱熹為代表的正統理學。黃宗羲不僅對宋元明的思想史做了反思，而且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觀念：“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蓋皆本也。”（《明夷待訪錄·財計三》）以上看法無疑包含著對傳統儒學思想的某種責難。章學誠在乾嘉考據學盛行的清代，另辟思想路徑，其中也蘊含對當時主流學術的不認同。同樣，章太炎對維新派的批評，構成了近代思想的重要景觀，直至現代，金岳霖對西方哲學史上的“唯主”觀念及休謨因果觀的質疑，也成為其自身哲學創造的前提。批判性和創造性往往聯系在一起，浙學以注重學術創造性為進路，這種學術創造同時以對以往思想的批判為前提。

第二，注重理論的思辨。王充盡管常常被稱為經驗主義的代表人物，但是在其哲學中，同時也可以看到對多樣問題的理論分梳，如以天道自然無為駁斥目的論，主張“不徒耳目，必開心意”（《論衡·薄葬》），肯定認識過程中感性與理性的互動，都展現了獨到的見解。宋代的事功學派同樣不是簡單地提出功利的觀念，而是形成一套理論的系統，從政治的運行，到社會的演化，都做了理論上的說明。王陽明心學在理論的建構和理論的思辨方面，達到了更為顯著的深度，他在心物關系上實現的形而上學轉向，以良知融合心與理，從過程的層面肯定知與行的統一，可以視為哲學思辨的不同體現。清代的章學誠、近代的章太炎所展示的學術與思想的統一，金岳霖所建立的現代哲學體系，當代馮契以智慧說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以及廣義西方哲學的會通，都從不同方面展現了“浙學”的以上特點。

第三，呈現為現實的關切。從思維趨向看，“浙學”注重理論思辨，但并未由此導向抽象的玄思。王充的“疾虛妄”（《論衡·佚文》），陳亮、葉適對經世致用的注重，都體現了現實的關切。即便在王陽明那里，其思想似乎主要呈現為抽象形態的心學，但其中依然可以看到多重意義的現實關懷。王陽明不僅實際參與了事功的現實活動，而且提出了“事上磨練”的涵養觀念，肯定知與行的統一，強調真知需落實于行等，都從不同方面展現了現實的關切。章學誠將經理解為器，以為道即內在于六經之器中：“圣人即器而存道。”（《文史通義·原道下》）“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文史通義·原道中》）與道不離器的觀點相應，章學誠強調即器而明道：“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離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言乎道矣。”（《文史通義·原道中》）由器言道的邏輯前提，是確認道內在于現實存在，所謂“天下事物”“人倫日用”，便屬道所依存的不同實在。章太炎對近代社會變革的關注，也從不同維度體現了現實的指向。可以說，理論的思辨和現實的關切相結合，構成了浙學的特點。

第四，體現于歷史的觀念。王充的哲學系統在邏輯上發端于對以往思想包括先秦儒學的反省，這同時也從思想史的層面，展現了歷史的意識。陳亮等對歷史上的英雄豪杰一再推崇和贊賞，王陽明、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之說，黃宗羲對宋元明儒學歷史的梳理，以及后來進一步發展出來的浙東史學等，都從不同角度體現了“浙學”中的歷史意識。現實的關切既與理論的思辨意識相關，也與歷史的觀念相關，在浙學中，以上方面內在地關聯在一起。

要而言之，批判的意識、理論的思辨、現實的關切、歷史的觀念，從總體上構成了“浙學”的內在特點。不同歷史不同時期的“浙”地學人盡管學術面目各異，思想興趣不同，所致力的具體學術思想領域也不盡一致，但在其思想系統中都或多或少體現了以上四重特點。當然，“浙學”中的人物往往也呈現自身的學術側重：一些學人可能突出了上述諸種特點中的某一方面，另一些人物則或許更為側重其中的另一方面，但從總體上看，他們在展現某一方面特點的同時，并不完全忽略其他方面。這里既有不同的理論側重，又有共同的理論關切，或者說，在呈現各自特點的同時，又具有共同的理論趨向。

三

前面已提及，“浙學”涉及多樣的人物和學術進路，并且派中有派，其形態復雜而多樣。要將如此紛繁的“浙學”加以整合，使之呈現具內在學術脈絡的系統，便需要揭示其中內含的共同的學術精神，展現其“家族相似性”，以避免因簡單羅列而引向理解方面的雜亂無序。就實質的方面而言，以上所論“浙學”的特點，在一定意義上體現了“浙學”之為“浙學”的內在風格，關注這些普遍特點，同時也為展示其學術脈絡提供了可能的進路。

進而言之，就“浙學”與中國文化或中國思想的關聯來說，中國文化或中國思想不僅有主流，而且有支脈，在總體上呈現多重面向的結構，這種多重性同時展現了中國文化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浙學”所包含的諸種學派和人物，從中國文化或中國思想的角度看，常常處于邊緣性的地位；同時，它往往挑戰主流思想，呈現某種異端色彩，在整個“浙”地之學中的重要人物或其中的不同派別中，都可以看到這一點。事實上，作為主流中的支脈，“浙學”每每通過挑戰主流思想的方式，顯示自身的學術品格：王充挑戰當時主流的經學，事功學派挑戰主流的儒學，王陽明挑戰正統的理學，章學誠挑戰主流的乾嘉學派，等等。直到近現代，馬一浮的思想也蘊含著對西學思潮的某種挑戰。可以看到，以有別于主流的獨特方式延續中國文化和中國思想，構成了浙學的個性特點。綜合而言，異于主流之學的取向與批判性、理論思辨、現實關切、歷史觀念的相互融合，使“浙”地之學的學術取向具體地突顯了其自身的學術品格，后者同時也從一個側面展現了中國文化或中國思想的豐富性、多樣性。

（作者：楊國榮，系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本文系作者在“2019浙學論壇暨浙學與‘東南三賢’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主旨發言）